民国时，有一种陋习叫“典妻”，穷人家低价将自己老婆“租”出去3至5年，给40、50岁的老头生孩子，等生完孩子后，这些女人又被迫与孩子骨肉分离，回到原来的夫家。第二年，丈夫再把她租给另一个人，有些穷人家的男人甚至不工作，靠出租妻子来吃饭，有些人几担谷子就能将老婆租出去。 媒婆会先在各村游走，打听谁家需要传宗接代的女人，谁家又穷得揭不开锅愿意出典妻子。 她们捏着算盘，根据女子的年龄、生育能力甚至样貌定价，二十出头的女子，三年典价不过几十块大洋，或是几担糙米，连一头耕牛的价钱都比不上。 立契那天，只有丈夫、典主和媒婆围在桌前，契约上写满冰冷的条款：典期内女子不得回原家，不得探望亲生骨肉，必须为典主生育子嗣，生下的孩子归典主所有，期满后女子只身返回，连抱一抱孩子的资格都没有。女子站在一旁，连签字的权利都没有，只能在契约末尾按上红手印，像牲口一样完成交易。 被典的女子踏进典主家的门，就成了没有名分的生育工具。 正妻会像打量牲口一样打量她，挑剔她的腰身、肤色，生怕她不能生出壮实的男丁。白天她要包揽所有粗活，挑水、洗衣、下地劳作，夜里还要被灌下苦涩的求子汤，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怀孕后，典主家的人会盯着她的肚子，算命先生卜卦确认是男胎，才会给她一口热饭吃；若是怀了女胎，轻则被冷眼相对，重则被打骂驱赶，连典金都要被扣掉大半。 孩子呱呱坠地的那一刻，是女子最痛也最盼的时刻。她抱着襁褓里的骨肉，连奶都没喂够几次，典期就到了。祠堂门口，典主家的人死死拦住她，把孩子抱进院里，喊着“这是我家的种，跟你没关系”。 她跪在地上哭，膝盖磨出鲜血，也换不来多看孩子一眼的机会。有的女子刚回到原家，还没从骨肉分离的剧痛中缓过来，就被丈夫催着收拾行李，准备典给下一个东家。丈夫拿着典来的钱，买酒吃肉，对她的眼泪视而不见，甚至觉得这是“划算的买卖”。 浙江上虞的旧档案里，记着一个叫王氏的女子，七年间被丈夫孙福贵典了三次。她先后生下五个孩子，一个都没能留在身边，最后一次典期结束，她走在返乡的路上，看着曹娥江的流水，纵身跳了下去，遗书上只写着“生了五个，没一个是我的”。 还有些女子，刚回到原家，就发现丈夫已经用典金娶了童养媳，自己成了多余的人，只能在柴房里苟活，或是被再次转卖，直到油尽灯枯。 更让人齿冷的是，有些男人根本不是走投无路，只是懒。 他们四肢健全，却不肯下地干活，不肯去码头扛货，天天蹲在茶馆里赌钱，等着妻子的典金换酒喝。妻子在典主家受苦受累生孩子，他们在家逍遥快活，等妻子回来，再把她推向下一个东家，循环往复，把妻子当成了摇钱树。 这种陋习的根，扎在封建礼教的泥沼里，也长在底层贫困的绝望里。 典主家要的是传宗接代的香火，出典的丈夫要的是活命的钱粮，没人在意女子的意愿，没人把她当人看。她的身体是交易的商品，她的孩子是别人的财产，她的一生，都在两次、三次的骨肉分离里，被撕得粉碎。 直到民国后期，随着新思想的传播，这种陋习才渐渐被取缔，但那些被典的女子，早已在岁月里耗尽了一生，连名字都没能留下，只留下一段段浸满血泪的往事，提醒着后人，曾经有这样一群女人，在时代的尘埃里，连做母亲的权利都被剥夺殆尽。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