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年间，有个绿林大盗用偷来的钱捐了个知县来当，没曾想，越当越上瘾，一番打点，几年时间，竟然升到了提刑按察使，成了主管全省刑狱的大官。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国库年年亏空，朝廷对捐纳的依赖越来越深。嘉庆九年，捐纳收入达到一千零八十三万两白银，占户部银库当年总收入的七成八。 这个地步，捐纳已经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朝廷过日子离不开的财源。咸丰二年，皇帝自己在上谕里承认，自道光二十年以来财政日渐短缺，加上连年用兵，军费消耗已近三千万两。 话音未落，实官捐纳全面放开，不问出身，不看品行，银子足额便能换一纸任命。 正是在这套规则下，那个大盗买下了知县的位置。知县是直面百姓的官，管钱粮、管刑名，是离老百姓最近的一层。 大盗没读过书，不懂律例，却把江湖上的那套搬进了衙门——征税时层层加码，断案时谁出钱多就向着谁，一年下来，捞回的银子远超买官的本钱。 大盗很清楚，在这个官场里，政绩从来不是升迁的关键，关键是上下打点到位。搜刮来的银两分成几份，送知府，送布政使，再托人打通督抚的关节。 每一笔重金出去，换回来的是"干练有为"的考语，有了这些考语，升迁便有了凭据。几年时间，大盗一路爬到提刑按察使，正三品，掌一省刑狱审核与官吏监察，民间称"臬台"。 这种荒诞，并不只发生在这一个大盗身上。嘉庆二十年，刑部审出一桩案子：一个法号"明心"的和尚，用俗家名字"王树勋"捐了个知府，正四品，比知县还高一级。 事发后，嘉庆皇帝大为光火，下旨将王树勋枷号示众两月，再遣戍黑龙江。 这件事载于《清史稿》，白纸黑字。耐人寻味的是，朝廷追究的不是王树勋无德无才坐上知府，而仅仅是"蒙混"，隐瞒了僧侣身份。换句话说，若他没出家，这钱花得就完全合规。 捐纳的风气蔓延到最后，连后宫都没能幸免。光绪十四年，珍妃与姐姐瑾妃同时入宫，珍妃深得光绪帝宠爱。见到慈禧、李莲英各自借权势私下卖官，珍妃也动了心思。 据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商人鲁伯阳向珍妃进献四万两银子，珍妃在光绪帝面前替鲁伯阳说话，鲁伯阳随即被简放为上海道。此外，珍妃还替另一人谋取了广东海关道的肥缺。 事情败露后，光绪二十年，慈禧以"干预国政"为由，对珍妃施以廷杖，并将珍妃与瑾妃一同降为贵人。 从大盗捐官，到和尚买知府，再到宠妃私售肥缺，这条线串下来，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捐纳制度把官职变成了商品，从制度层面取消了对品行的要求。 买官的人只要回本，就得拼命用手里的权力去捞，捞够了再往上买，买得越高，回报越大。朝廷开了这个口子，就等于默认了这套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