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八六年的春天，北京城里最震动人心的消息，不是哪场外交活动，也不是哪项经济改革，而是一纸来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 被告席上站着两个人：一个叫张常胜，三十一岁，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开发总公司的职员；另一个叫叶之枫，四十岁，国家经济委员会进出口局技贸结合处的副处长。 这个叶之枫还有另一重身份——开国上将叶飞的女儿。 当法庭宣判她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时，旁听席上一片寂静，而她的父亲，那位在战场上被称作“铁将军”的老人，此刻正躺在病床上。 叶飞的家教在军中是有名的严。 他给孩子们立下规矩：不许沾公家的光，不许搞特殊化，不许以父辈的功劳谋私利。 计划经济年代物资紧缺，叶飞要求自家孩子按份额取用，多一分都不行。女儿叶葳葳从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边远地区，写信回来试探能否换个地方，叶飞回信只有一句话：那里有人工作生活，你也行。 六个孩子穿着补丁衣裳长大，上学全靠走路，想买辆自行车要一点一点攒钱。 在这样严苛的家风里长大的叶之枫，凭自己的努力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进入国家经委进出口局，主管国家专项进口汽车的审批事务——在那个价格双轨制的年代，进口汽车是最紧俏的物资之一，谁能拿到指标、排上优先顺序，全看她手里的那支笔。 事情的变化发生在一九八四年秋天。 叶之枫在工作中认识了张常胜，这个三十一岁的男人在国企任职，专门负责与外商、港商打交道。张常胜请她吃饭，带她去高档餐厅，送她进口化妆品，这些东西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是绝大多数人见都没见过的奢侈品。 叶之枫从小过惯了清贫日子，那些闪亮的东西让她眩晕。 张常胜很快摸透了她的弱点——这个开国上将的女儿，本质上没有见过多少灯红酒绿。 就这样，叶之枫被糖衣炮弹击中，落入了圈套。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五年四月，叶之枫利用主管国家专项进口汽车的职务之便，多次主动将国家专项进口汽车的重要机密，以及与外商、港商谈判进口汽车的重要机密，通过张常胜泄露给外商和港商。 在我国有关公司与外商谈判进口汽车时，叶之枫利用职权施加压力，要求我国有关公司接受外商提出的价格，并从速签订合同。 张常胜则多次为外商、港商出谋划策。 当叶之枫得知国家关于进口汽车将有变动的情况后，通过张常胜示意港商及我国有关公司，采取倒签合同日期等手段，欺骗国家主管部门。 那些从她手中流出的信息，让外商的报价总能精准卡在我方谈判的底线上，国家为此多付了大把外汇。 作为回报，张常胜向外商和港商先后索取、收受贿赂及物品，共计折合人民币七十一万一千一百余元，叶之枫分得合计人民币二万五千三百余元。 纸终究包不住火。 一九八五年冬天，国家经委进口部门的领导核对进口合同数据时，发现了反常：好几份合同的外商报价，居然总能精准卡在我方内部底线附近。 领导当即决定组织秘密调查，调取所有相关的通话记录和书信往来，线索很快锁定了中间人张常胜，接着就确认了叶之枫就是信息来源。 办案人员反复比对证据，录音材料、书信复印件、转账痕迹，一样一样摆到叶之枫面前。 她承认了自己泄露国家机密、收受好处的事实。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十日，张常胜被逮捕；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叶之枫被依法逮捕。 消息传到叶飞的病房。 这位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将军，听到女儿的名字与“泄密”、“受贿”这些字眼连在一起时，沉默了很长时间。 据身边的人回忆，他靠在病床上，沉默良久，最后只叹了一口气，轻声说了一句：“家教还是薄了。” 这句话里包含很多东西——一个父亲的痛心，一个老革命者的失望，还有一个开国上将面对原则问题时的清醒。 “薄了”不是“没有”，而是“不够”。 他意识到，即便最严的家规，在权力与利益剧烈碰撞的年代，也可能出现裂纹。 他没有动用任何关系去为女儿求情，没有去给任何部门打招呼。 在原则和亲情之间，他选择了前者。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 叶之枫犯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犯收受贿赂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张常胜犯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收受贿赂罪和私藏枪支、弹药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叶飞听到审判消息的时候，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那一年他的身体明显更差了。 三年后，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叶飞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他带着那句“家教还是薄了”的遗憾走了，没有等到女儿出狱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