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 ，一位老人为了证明自己是老红军，不顾危险在北京拦下一辆军官的车，眼看大家不相信，老人直接喊道：“我是三号花机关呀！”这句话让车上的人呆在原地。 肖成佳出生在江西泰和县一个普通农村家庭。1928年他十二岁就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很快在1930年前后正式参军成为红军战士。先是在红五军团宣传分队工作，后来调到红九军团继续做宣传任务。 那时候部队特别注重鼓动工作，他和黄火青主任合作组织各种活动。黄火青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两人一起排演话剧来教育战士。肖成佳在其中一个叫花机关的话剧里担任三号角色。这个角色后来成了他们之间特别的暗号。 长征期间红九军团负责后卫任务，他跟着队伍走过很多艰难路段，参加过广昌战斗和桐梓阻击战等行动。整个过程让他积累了不少作战经验，也和黄火青建立了深厚联系。 部队后来转到西路军。1936到1937年间在古浪战役中部队失散。肖成佳在激战里受了伤，被俘后母亲用三十块大洋把他赎回来。他辗转回到泰和老家，从此和组织彻底失去联系。回家后他一直务农，靠种地过日子。 那个年代农村生活条件有限，他每天起早贪黑干活，维持一家生计。尽管身体有旧伤，他还是坚持下来，没有放弃对过去的记忆。周围乡亲知道他当过红军，但因为没有正式材料，大家只能听他说说旧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开始逐步安排老红军相关待遇。肖成佳多次向当地部门反映情况，希望确认自己的身份。他每次都详细说明当年参军经过和战斗经历，可是缺少人证和物证，申请一直没有通过。那些年他继续在农村生活，日子过得平平淡淡。 家里条件不算好，他省吃俭用，有时候还帮邻居干些农活。时间一年年过去，他已经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身体也比以前弱了不少。但他没有放弃，总觉得自己的革命经历应该得到正式承认。乡里有人劝他别再折腾，他只是摇摇头，继续等机会。 后来他从报纸上看到黄火青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消息。这让他下定决心第三次独自去北京。以前两次他已经去过，都因为找不到人无功而返。这次他带上仅有的钱，坐火车北上，目的就是找到老领导证明身份。 北京城对他来说很大，交通和生活都不熟悉，但他一步步打听检察院位置。那个时候国家刚恢复检察机关，很多老干部重新工作。他知道黄火青肯定忙，但还是抱着希望，坚持在附近等候。几次尝试后，终于在1979年遇到机会。 肖成佳用当年花机关话剧的三号角色作为暗号表明身份。黄火青听到后让肖成佳唱起以前教过的苏联歌曲杜娘歌。歌声确认了两人关系，黄火青马上认可了他的老红军身份。黄火青亲自写下证明材料上报核实，还拿出三十元钱和粮票给他缓解困难。 肖成佳拿着这些东西回到泰和县老家。当地部门根据证明很快给他落实老红军待遇。他终于领到属于自己的补贴，身份得到正式承认。这件事在当地传开后，乡亲们也对他多了几分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