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身为有夫之妇的袁竹林被日本兵强奸，怀孕之后，日本兵让她躺下，随后在她肚子上放了条板凳，紧接着，一个100多斤的壮汉二话不说、猛地一屁股坐了上去。 一条板凳压碎两个生命 1940年的秋天，鄂州观音庙的院子里，18岁的袁竹林被几个日本兵拖到了地上。石板是冰的，贴着背脊往骨头缝里钻。 他们把一条厚重的长板凳横压在她的腹部，旁边站着一个200斤的壮汉，靴子踩得石板嘎嘎响。军医抬起手，往下一挥，那一声"咔嚓"，是骨头碎裂的声音。 袁竹林当场昏死过去。等她再睁开眼，地上的鲜血已经流成了一大片。那个还没成形的孩子没了，她这辈子做母亲的权利，也跟着一起没了。 这一年，她还不满20岁。她是怎么落到那里的？ 说起来，说来很简单，简单得让人心寒，一个穿着光鲜皮鞋的同乡女人，一句"城里旅馆招工，一个月20块大洋"，就够了。 1940年春，江汉平原正闹大饥荒。袁竹林家里揭不开锅，婆婆瘦得皮包骨，男人早就跟着难民流跑了。她守着一个烂摊子，天天熬着，没指望谁能救。 张秀英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同乡，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皮鞋亮得能照出人影。那一张嘴，说的全是"活路"两个字。袁竹林上了那条船。 船停在一个荒凉的码头，迎接她的是铁丝网、端枪的哨兵，还有一人多高的恶犬。张秀英当场变了脸，转身用日语跟那些人叽里呱啦说开了。 这女人，早就是汉奸了。她们一船女孩，被剥夺了名字，换成日文编号。袁竹林的新名字叫"吗沙姑"，光是听着这三个字，她就想吐。 慰安所有一套"卫生管理"的说辞，日军对外宣称有检查、有避孕，搞得像那么回事。 但袁竹林知道那是什么，他们给她们喂白药丸，说是"保健"。她偷偷把药藏在舌根下，等没人的时候吐掉。 一个被关在铁丝网里的女人，吐掉一颗药丸，是她能抓住的唯一一点"自己的事"。 但身体不是能一直抗住的。那年秋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还没来得及想任何事，那场"坐板凳"就来了。 一声咔嚓之后，她身体里那一点点渴望，和那个还没成形的孩子一起，被压进了冰冷的石板缝里。 后来她试过逃跑。和湖北来的留美子姐妹，趁夜色翻墙，跑到斜坡就被抓了。 日本兵扯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一下又一下。 她额头发紫，眼前发黑。从那以后，她落下了终身头痛的病，经常半个月神志不清。 后来又被一个叫藤村的军官"专属"了，成了他的私人物品。有一次给他送酒迟了几分钟，被军靴一脚踹在后腰，当场摔倒，从此腰就再没直起来过。 1945年，日本投降了。一个叫西山的军官问她：要不要去日本？或者，去投奔新四军？她理都没理，心里只有一件事：回家，抱抱老母亲，抱抱女儿。 可她还没进村，邻居就拦住了她。她的小女儿，不满三岁，已经饿死了。她站在那里，哭了一天一夜。 然后呢？邻居们给她的，不是安慰，是白眼。"脏"，这是他们给她贴的字。 日本兵的铁丝网关了她五年，这个字，比铁丝网更难撕。 1950年，她和一个叫廖奎的码头工人重新过了日子，还领养了个女儿。日子似乎有了一点喘息的余地。 但1958年，村里开了一场"忆苦思甜"的大会。老母亲一时没管住嘴，说漏了当年的事。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得很快，袁竹林被定性为"日本军妓"，户口注销，房子没收，发配黑龙江北大荒劳改。 日本兵当年没能把她弄死，自己人倒先给她判了个流放。这一熬，就是十几年。 1975年，她回到湖北，找到廖奎，那个当年老实本分的码头工人已经变成残疾，早有了新的家。 两个老人在夕阳下哭了很久，没说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到了90年代，"慰安妇"这个词开始被人慢慢谈起，很多受害者还是不敢露面。袁竹林站了出来。 1998年，76岁的她持着护照赶到香港，在律师陪同下召开新闻发布会。 她说的那句话，被记者一字不差地写了下来："我要的是赔偿，是谢罪，不是日本人的施舍！" 日本那边有个"妇女基金会"，想拿两万美元了事。 有人私下觉得不理解，受了一辈子苦，老了拿点钱不好吗？她说：我要的是他们低头认错，不是那一叠带血的钞票。 2000年，她带着病躯飞去东京，站上了法庭。 她举着那块当年的名牌——"吗沙姑"，三个日文字，她拿了整整六十年。 她对着法庭说："我不是吗沙姑，我叫袁竹林。日本兵毁了我一辈子，我要一个道歉！" 这句话，她说清楚了，说完整了，说给全世界听了。 2006年3月，袁竹林在武汉病逝，84岁。她走的时候，没有等来那声道歉。但她没有带着秘密进坟墓。 信息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6-08-3109：29 《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之(七)中国最悲惨的“慰安妇”袁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