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税警总团长黄杰请张佛千帮忙，说：“我的六个团，有两个团长不大服管，一个是孙立人，美国军校生，另一个是何绍周，何应钦的侄子，你帮我做做工作。” 税警总团起初直属财政部宋子文组建，装备精良并配有德国顾问团，军官多为留学人员。1936年军事委员会接管后，黄杰从中将师长调任总团长，部队扩编成六个团，分成两个支队，总兵力达三万余人。这支部队驻扎海州地区，日常训练注重实弹与新式操典，为抗日准备奠定基础。 黄杰此前指挥第二师，在古北口阵地作战中率部坚守阵地，战后获颁勋章。张佛千当时在北平日报任职，赴前线记录战斗过程并发表报道，两人同为安徽老乡因此建立联系。张佛千办报经历让他熟悉军中事务，黄杰后来遇到内部问题时选择请他协助。 孙立人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美国普渡大学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还考察过英德法军事体系。他加入税警总团后担任第四团团长，带来留学训练方法，与黄杰在管理方式上存在分歧。这种背景差异导致部队协调出现困难。 何绍周担任第一支队司令并兼管团务，他是军政部长何应钦侄子，家族关系在军中形成特殊地位。黄杰接管后，何绍周对指挥安排显示不满，部队补给与待遇问题成为争议点。这些因素让总团内部整合面临挑战。 黄杰在1936年联系张佛千，请其以报人身份前往相关团部了解情况。张佛千接受邀请后，前往海州训练场区域，与孙立人何绍周分别接触。两人同为庐江籍的背景让交流有共同基础，张佛千花了十多天时间处理此事。 经过张佛千协助，孙立人同意按照新编操典开展训练，同时要求增加实弹演习次数。何绍周停止待遇方面的意见，条件是团里配属炮兵连。这些具体调整在当时环境下，让六个团的训练与装备协调得到统一。 淞沪会战期间，税警总团配属第九集团军，参加周家桥阵地防御。孙立人第四团抵挡日军七次冲锋，何绍周所属炮兵连在苏州河畔轰击，阻止日军皮艇靠近。部队在战斗中发挥作用，尽管后期损失原有编制。 税警总团存活官兵后来成为远征军骨干力量。张佛千在酒席上提到战术差异到战场转为保命本领，这在实际作战中得到印证。历史记录显示，这次1936年协调对部队凝聚起到实际效果。 孙立人晚年在台湾软禁期间，向探访老兵提起海州调解经历。他注视中国地图时，常提及如果没有那次协助，可能早有不同结局。这些回忆与1936年细雨训练场氛围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