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接管上海的山东干部走进旧财政局，发现对面交接的国民党局长，竟是潜伏了24年的地下党员。 1924年，一个叫张秋人的年轻人正在浙江一带奔走建党。张秋人，浙江诸暨人，1922年入党，先后担任过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政治周报》主编，是党内早期著名的活动家。 正是张秋人，把一个名叫汪益增的年轻军需官引入了地下党组织。入党那天，汪益增给自己改了个名字汪维恒，意为守护信仰，此生不变。 然而他的引路人，没能走得更远。1927年国民党大规模清共，浙江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张秋人奉命赴杭州重建省委，临行前留下一句话："我的头，大概是要砍在杭州的。" 当年9月，张秋人在西湖边被跟踪的反动分子认出，他拉着妻子跳上游船，用英语低声嘱咐妻子去销毁文件，自己则跳入湖中，把随身文件踩入湖底。被捕后，张秋人在法庭上抓起砚台砸向法官，一脚踢翻案桌，1928年2月就义，年仅30岁。 也正是在1928年，汪维恒遭遇意外暴露，与党组织彻底失联。联络他的那条线，随着张秋人的牺牲，已经永远断了。 断联之后的十年，汪维恒没有等死，也没有沉沦。 汪维恒凭借军需专业背景重新打入国民党体系，在腐败横行的环境里刻意保持清廉，反而因"业务过硬、人品可靠"一路晋升，最终官至少将，深得胡宗南信任。 1938年，地下党员史永几经周折与汪维恒重新接上了联系。断了十年的线，终于续上。 汪维恒所处的位置极为关键。1943年6月，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闪击陕甘宁边区，计划在7月9日发起进攻。 这份作战方案极度保密，仅限总部人员和参战各军师长以上将领知晓。汪维恒在军需系统掌握的兵力调动信息，与同一时期在胡宗南身边潜伏的熊向晖所获取的密电，共同构成了这次情报传递的完整链条。 熊向晖是清华大学学生出身，1936年秘密入党，奉周恩来之命打入胡宗南部，担任机要秘书多年，胡宗南所有重要文电几乎无一不经其手。 7月3日夜，相关情报通过地下电台抵达延安。朱德总司令随即发出公开明电，将胡宗南的部队部署和盘托出，蒋介石的这次进攻行动，在正式开始之前便已宣告破产。 1948年底，国民党大势已去，一纸调令要将汪维恒派往台湾出任供应局司令。汪维恒请示组织后，认为这是深入最后堡垒的机会，准备赴台。 1949年春，一封从香港寄来的"家书"送到手中，内附一首盼归的诗，这是撤退的暗号。汪维恒以母亲病重为由请假，孤身返回上海，随后安排家人撤离。 凭借旧日关系，汪维恒竟又被任命为上海市财政局长。 1949年5月27日，顾准以军代表身份推开财政局大厚木门，走进大厅。 顾准，生于1915年，1935年入党，是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银行会计》的作者，解放军解放上海前夕已被任命负责接管上海财政工作。 顾准本以为会看到一片狼藉，结果汪维恒带着全体职员安静地站在那里，账册、档案、钥匙摆放得整整齐齐。 两人走进里间，汪维恒说了一句话，顾准脑子一下子空白了。一个电话打给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身份当场得到确认。顾准握住汪维恒的手，声音发哽。 交接完成后，汪维恒出任新上海房地产管理局局长，与顾准并肩主持财政税务工作。1950年，上海税收占全国总额的22%，成为支撑新中国运转的最大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