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20日，星期一，早上7点50分。 东京地铁迎来了一天中最拥挤的时刻。上班族、学生、主妇，挤在车厢里，有人看报纸，有人打瞌睡，有人想着今天要交的报告。 没人注意到，五个人分头走进五条地铁线路，每人手里拿着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塑料袋。 塑料袋里装着沙林毒气。 8点整，他们把袋子放在车厢地板上，用伞尖捅破，下车，消失在人群里。 高桥一志，22岁，地铁司机。 8点10分，他的列车开到六本木站时，对讲机里传来乘客的呼救声：“有人倒了！” 他跑过去，看见车厢里东倒西歪躺着七八个人，有人口吐白沫，有人眼睛流血，有人在抽搐。空气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像胶水，又像芥末。 他拿起对讲机报告：“有乘客突然倒下，请求支援。” 说完这句话，他也倒下了。 第二天，他在医院醒来。医生告诉他，你是最后一个倒下的，也是最先醒来的。你车上死了四个人。 高桥后来才知道，那种味道叫沙林。他的瞳孔永久性缩小，视力再也恢复不到从前。 丸之内线上，筒口由纪子那天早上要去学校拿成绩单。8点15分，列车快到霞关站时，她看见旁边一个男人突然捂住眼睛，一头栽倒。她站起来想去帮忙，刚迈出一步，腿就软了。 再醒来时，她躺在医院里。医生告诉她，你的心脏停跳了7分钟。她说，我听见有人喊“坚持住”。 那个喊“坚持住”的人，她没见过，也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8点20分到8点40分，霞关站成了地狱。 这是三条地铁线的交汇点，也是毒气最集中的地方。乘客从车厢里冲出来，有人捂着喉咙，有人在地上打滚，有人边跑边吐。站台上横七竖八躺着人，空气里全是刺鼻的味道。 第一批赶到现场的警察，还没靠近就倒下了。 第一批冲进去的医护人员，不知道是化学毒气，有人摘掉口罩救人，自己也中了毒。 东京都立川医院的护士大城英子，那天刚好在霞关站换乘。她看见有人倒下，本能地跑过去做人工呼吸。做完一个，又做下一个。做了四五个后，她自己倒下了。 第二天，她在医院醒来。医生告诉她，你中毒了，但救的人里，有两个活下来了。 她说，那挺好。 那天早上，东京地铁的乘客有几百万人。 13个人，出门上班，再也没回来。 高桥和勋，50岁，车站工作人员。他接到求救后冲进车厢，把乘客一个个往外拖。拖到第五个时，他倒下了。第二天，他死了。 山口由美子，23岁，公司职员。她那天要去公司报到，第一天上班。她的尸体在车厢里被发现，手里还攥着一张简历。 岩崎孝，48岁，公务员。他每天坐那班车去霞关上班。那天他迟到了，因为他发现旁边的人倒了，他停下来帮忙。他死在帮忙的那个车厢里。 还有10个人。他们有的是车站工作人员，有的是乘客，有的是救援人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以为自己晚上就能回来。 20多年后，有人回访幸存者。 很多人不愿意接受采访。有人换了城市，有人换了名字，有人再也不坐地铁。 愿意说话的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不恨他们，我只想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要在早高峰的地铁里放毒气？ 那天被捕的人里，有一个叫林泰男的。他负责在千代田线放毒气。被捕后他说：“我以为是消毒剂，他们告诉我那只是让人不舒服的药。” 他信了。他不知道自己用一根伞尖，捅破了6000多人的命运。 奥姆真理教的教主麻原彰晃，2018年被执行死刑。他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有罪。” 但那些活下来的人知道。 高桥一志退休后，开始做志愿者，给年轻人讲那天的故事。他说：“我不想让他们忘记，和平有多脆弱。” 筒口由纪子后来结了婚，生了孩子。她没告诉孩子那天的事。她说：“等他长大一点再告诉他。告诉他，妈妈那年19岁，差点死掉，但活下来了。” 1995年3月20日，那天早上东京天气很好，晴，12度。 出门上班的人，有人看了天气预报，有人没看。 有人在地铁里看报纸，有人打瞌睡，有人想着今天要交的报告。 13个人，出门上班，再也没回来。 6300多人，从那以后，再也没能忘记那天早上的味道。东京地铁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