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金庸被浙大聘为博导，可没一个学生选他当导师。第二年，金庸仍没招到学生。第三年，金庸还是尴尬的光杆博导。2003年他招到3名博士，但这三名博士为金庸带来了更大的尴尬。 金庸在学术圈的这段经历，乍看像个谜题：一位作品风靡华人世界的作家，怎么在高校里招不到弟子？事情要从1999年说起，那时浙江大学四校合并后，人文学院刚成立，需要借重外部影响力。他接受邀请，出任首任院长。 外界一度看好这一安排，毕竟他的小说深入人心，校方也期望以此带动文史研究。2000年，他获得博导资格，招生方向定在历史系古代史的隋唐史与中西交通史，后来扩展到中文系古典文学的“历史和文学”交叉领域。 可招生现实远超预期。2000年到2002年，连续三年无人报考或选他为导师。历史系内部对资格认定存在分歧，一些教师认为他缺乏系统学术训练与在校指导经验。 教育部博导标准强调教授职称、硕士生培养经历及高校博士指导记录，他在这几点上不符合常规。资格最终通过，主要靠校方高层决定，而非基层学术共识。 学生报考博士看重导师的日常督促、文献资源与网络支持，金庸长期在香港，难以提供这些。学术圈讲究规范研究，他的创作背景与之有明显落差，导致连续三年空缺。 2003年秋季，形势出现变化，三名博士生录取：卢敦基、王剑、朱晓征。卢敦基入学前已是浙江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手握专著，学术履历扎实。他报考更多源于对金庸作品的认可，而非学术需求。 王剑硕士来自山西大学中文系，报考时表达对作品的喜爱，曾获“小师妹”称呼。朱晓征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背景较硬，初期方向涉及曾子，后调整。金庸一度称他们“高材生，非常优秀”。 三人入学后，师生关系却显露出问题。金庸主要居港，一学期返校次数有限。互动多限于简单讨论小说中的历史元素，或参与论坛活动。卢敦基提交材料，金庸给出表述意见；王剑询问文献，他回忆旧书内容，但少提具体出处；朱晓征方向转向阴阳五行，金庸承认不熟，建议旁听其他课。 论文框架、文献梳理等工作，主要靠学生自理或求助院内其他教师。金庸参与多为象征性，实际指导稀少。 这种局面很快引发议论。他的博导身份被视为象征，更多服务于学校借名气提升形象。三位学生本身已是成熟学者，选择他出于尊重，而非依赖指导。金庸后来承认，创作靠灵感，学术重规范，二者差异大。 2004年，他提出辞去院长职务，校方多次挽留未果。同年，他不再负责日常事务，转为名誉院长。三名学生中，卢敦基继续名义指导，王剑与朱晓征转由其他教授辅助。朱晓征曾公开表示，其辞去博导与她对教育方式的不满有关，希望和解。 2005年，金庸正式递交辞呈，理由包括年事已高与赴剑桥进修。校方同意其辞去院长，转聘名誉院长。2007年，他彻底卸任人文学院院长，不再参与学院事务。那时他已83岁，前往剑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专注唐代历史研究。 此前他获剑桥荣誉文学博士，但坚持正式攻读，以补早年教育遗憾。这段浙大经历，成为他晚年学术追求的一个注脚，也反映出文学创作与高校学术体系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