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重庆白公馆，特务外出采购总带着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当苦力，老头整日乐呵呵任人使唤，没人知道他装疯卖傻十余年。这天特务打麻将上了头，老头借上厕所溜走，特务这才惊觉，他们养了个最清醒的革命者。 被捕之后，特务们轮番用刑，连牙齿都打掉了好几颗，韩子栋始终没有开口。特务们拿不出他任何现行罪证，只能以"严重违纪人员"的名义把人扣着，辗转押送北平、南京、武汉各地关押。 1937年，韩子栋被统一转送至贵州息烽集中营，这里是军统三大集中营中级别最高的一处，内部称"大学"。一进去，就是九年。 息烽的牢房长不及两丈、宽没有一丈，住了十七个人，窗户被纸糊得严严实实，夏天像闷在罐子里。一天只有两担水，供全室人饮用、洗漱，什么都得用它。 韩子栋在这里染上了风湿病和慢性盲肠炎，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但革命者不是靠身体撑着的。 1940年前后，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被押送至息烽，与韩子栋、许晓轩关在同一处。 几个人商量之后，以罗世文为书记，秘密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制定了四条原则：团结难友、争取阅读权、揭露叛变分子、设法与外界保持联络。 这个支部虽然秘密，却是韩子栋在暗无天日的牢狱岁月里，唯一真实的精神支撑。 1946年，一个消息传进牢房：罗世文和车耀先被押解出重庆渣滓洞当日，即在歌乐山就义，尸体随即被焚。韩子栋和许晓轩沉默了很久。两位狱中的核心同志就这样没了，但越狱的想法没有熄灭，反而更坚定了。 同年，韩子栋被转押重庆白公馆，彼时距离他第一次被捕，已过去近十三年。白公馆看管森严，越狱几乎没有成功过。 许晓轩重新组织了狱中力量，定下原则：能跑掉一个是一个，为组织留住火种。韩子栋知道硬闯没有活路，开始一点一点地装。 放风时绕着院子傻跑，特务骂他也只是咧着嘴笑，时间一久，看守们真的以为这个被关了十多年的人已经废了。 渐渐地，韩子栋获得了别的犯人没有的待遇，外出采购时被当作苦力带出去搬东西。 这段"自由"是韩子栋用多年伪装换来的，也是他计划中最关键的一步。每次出门，韩子栋都悄悄记下岗哨位置、地形走向，把摸清的路线画成草图，偷偷交给许晓轩。 1947年8月18日下午，看守卢兆春押着韩子栋外出采购，途中碰到军医，被拉去打麻将。韩子栋借口腹痛要上厕所，卢兆春摆摆手让他快去快回。 韩子栋出了门，没有回头，一路向川北方向疾走。为躲避追捕，韩子栋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整整走了四十五天，才抵达解放区。 出发前，徐林侠，也就是后来"小萝卜头"宋振中的母亲，悄悄为韩子栋赶制了一套衣服，还缝了一个枕套，让宋振中偷偷送到韩子栋囚室外，用来盛放路上的干粮。 这个枕套后来被韩子栋带到北京，1948年1月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韩子栋在枕套上题了七言诗三首，其中有一句写着"披枷带锁一老囚，笼里捉虱话春秋"。 韩子栋活着走出了白公馆，成为唯一一个独自越狱成功的地下党员。而留在里面的许晓轩，再也没有等到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