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的皖南，群山被炮火映成血色。在"分散突围"的命令下达后，新四军的战士们大多向东冲去。唯独一人，望着东方，却对身旁几位战友说了四个字："向西，进山。" 1927年北伐军攻打武昌的战壕前，一颗子弹擦过李一氓的耳侧，打死了身旁苏联顾问的翻译。李一氓当时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长，在他旁边站着邓演达、郭沫若和几名苏联顾问，众人趴在战壕里，无人开口说话。 这种紧要关头沉住气、不乱阵脚的性格，在那一刻已经显现。 同年八月，南昌起义爆发。周恩来任参谋团主任，刘伯承任参谋长，而李一氓担任参谋团秘书长，郭沫若出任政治部主任。 起义军随即南下广东，途径江西瑞金时，周恩来找到李一氓，说要介绍郭沫若入党，请李一氓一同做介绍人。两人就这样成了郭沫若的入党介绍人。 这件事后来被李一氓写进回忆录，是南昌起义史料中有据可查的细节之一。 起义失利后，撤往香港的船上，李一氓偶然撞见了同样落败转移的李立三和林伯渠。三个人互相认出了对方，却谁也没有打招呼，各自低着头坐到了不同的位置。 1927年的白色恐怖，就是这个样子。 辗转到上海后，李一氓进入中央特科工作。表面上，他翻译共产国际文件、编辑小杂志、常去内山书店找鲁迅聊天，俨然一个左翼文化人。 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掩护。党中央给了他一千块钱，让他买一辆二手汽车，考到英租界工部局的驾照，平时开着车四处转，对外的说法是"开着玩"。 在那个年代，有汽车的人凤毛麟角，这身份让他走到哪里都不会被多看一眼。 1929年，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彭湃、杨殷相继被捕牺牲。白鑫和柯麟熟识，有一天打算登门拜访。柯麟第一时间通知了李一氓，李一氓把消息报告给周恩来。 周恩来安排柯麟约白鑫上门，由特科"红队"处置，但白鑫没有上钩。周恩来随即通知李一氓立刻转移。从得到消息到转移完毕，中间没有犹豫，没有多余动作，干净利落。 1930年，中共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场设在一栋以李一氓名义租下的四层楼里，对外挂牌是"医院"。 楼内的医生护士都是特科成员，门口的小商小贩也是暗哨，顾顺章和陈赓亲自带队在周围布防。李一氓则和妻子、两个儿子住在其中，与赵毅敏、李一超同住，对外伪装成一家人。 这位"妹妹"李一超，后来李一氓才知道，就是抗日英雄赵一曼，1950年看完电影《赵一曼》，他才认出那张脸。 这些年的历练，给李一氓磨出了一种近乎本能的判断力：人在围猎时，视线永远跟着猎物最可能逃跑的方向走。皖南战场上，所有人都往东跑，东边才是罗网最密处。 反倒是敌人兵力看似集中的西面山区，可能因为"灯下黑"而存在缝隙。 撤退前，李一氓做完了最后几件事：销毁电台，焚烧密码本，把几份最要紧的文件找了个僻静角落埋进冻土里。然后换上普通人的衣服，开始走。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李一氓脚上带伤，一路从皖南穿越六个省，化装成山民、小贩，最后扮成一个提着皮箱、戴着眼镜的体面商人。 在屯溪关卡，哨兵打量他片刻，挥手放行。最危险的一次，追捕特务和李一氓同坐一辆车，近到能听见对方呼吸，没有人认出他。 抵达桂林后，李一氓找到了国民党元老李济深。李济深见到他，十分惊讶，随即告诉他：此时去重庆是送死，应该转道香港，再设法北上苏北。 李一氓照办，取道香港，在那里接连发出七份电报，向延安详细汇报了皖南事变的经过。电文里没有半句渲染个人遭遇的话，只有对事件本身冷静、逐条的还原。 后来，袁国平在战斗中牺牲，项英和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杀害，叶挺于1945年在飞机失事中遇难，那七份电报也就成了皖南事变现场最核心的文字记录。 李一氓在1941年4月的报告中写道，除叶、项、袁、周之外，知道事变经过最多的，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