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机枪手卿伯金正在放哨，突然听到了稻田中奇怪的水声，他小心地摸过去一看，结果吓了一大跳：“天哪，怎么有这么多鬼子？ 1937年9月的一个深夜，月亮躲进云层，风吹过苏州河边的稻田，发出沙沙的响声。 卿伯金竖起耳朵。他当了四年兵，听觉早就被战场磨得比猫还灵。 那声音不对劲。不是老鼠，不是水鸟，是金属撞击泥水的闷响，夹杂着布料与稻秆摩擦的窸窣。 他猫着腰摸过去，拨开齐腰高的稻穗。 好家伙！一百余人身着厚重皮鞋，蛰伏于泥泞之中，纹丝不动，目光如炬，似淬了毒般死死锁定中国军队的营地，伺机而动。 卿伯金转身就跑，冲进团长的帐篷。团长听完只问了一句：“他们穿什么鞋？” 团长一拍桌子：“调四个加强排，绕到他们后面去。” 这个决定救了所有人。皮鞋踩进烂泥田，陷一步拔一步，笨重得像灌了铅。中国兵穿着草鞋甚至光脚，在田埂上跑得飞快。 晨曦初绽，天地尚笼着一层朦胧薄纱。蓦地，激昂的冲锋号声划破寂静，那声音似战鼓催征，瞬间点燃了空气中的紧张与热血。四个加强排从背后杀出来，刺刀从黑暗里捅出来的时候，那些趴在地上的日本兵连转身都来不及。 卿伯金将马克沁重机枪稳稳架于田埂之上，那冰冷的枪口似噬人的猛兽，严密封锁住每一条退路，让逃脱的希望化为泡影。少数妄图逃脱之人，慌不择路间，恰恰撞入他严阵以待的枪口之下，在劫难逃。 这一仗打完，阵地前躺了将近两百具日本兵的尸体。在相关行动中，中国军队展现出卓越的战斗素养与强大实力，仅以一人壮烈牺牲的极小代价，捍卫了国家的尊严与利益，其英勇无畏令人动容。 而就在这场伏击战前几天，日军飞机贴着阵地扫射、扔炸弹，把中国守军当活靶子打。卿伯金目睹战友们如被利刃收割的麦子般纷纷倒下，悲愤之情瞬间涌上心头，他紧咬着牙关，那咯咯作响之声，似是对这残酷景象的无声抗争。 他将捷克式轻机枪紧揣怀中，那滚烫的枪管，是被骄阳炙烤的见证，握上去，似能感受到烈日的余威，热意直透掌心。 趁着敌机俯冲转弯的瞬间，他从掩体里探出身子，把平射的机枪架改装了一下，临时凑了个高射枪架，瞄准油箱就扣扳机。 子弹似流星般掠过长空，于苍穹勾勒出一道曼妙弧线。它裹挟着呼啸风声，仿若被赋予了精准的使命，丝毫不差地命中目标。 那架飞机尾部蓦地蹿出滚滚黑烟，机身摇摇晃晃、歪歪斜斜，似断了线的风筝般，一头栽进浩浩汤汤的黄浦江中。 阵地上的弟兄们扯着嗓子喊起来。 卿伯金手中这挺“二四式”马克沁机枪，1933年诞生于南京兵工厂。理论上，它一分钟可射出数百发子弹。在那个年代，此枪极为珍稀，堪称战场克敌制胜的法宝。他把这枪当亲爹妈一样伺候，闭着眼睛三秒钟就能组装起来。 打完那场稻田伏击战，他肩膀挨了一枪，子弹卡在肩胛骨里。军医拿钳子直接抠出来，拿烧酒消了消毒就算完事。 他被担架抬下火线的时候，嘴里还念叨着要给牺牲的弟兄报仇。 后来部队被打散了，他一路流浪到宁波街头，被巡警拦下来，说他是“临阵脱逃的兵痞”。幸好前线正缺人，没枪毙他，只说要把他送回去归队。 没想到在火车站又碰见了团长。彼时，团长正欲赶赴江西，卿伯金念及旧情，亦步亦趋，再次追随老长官踏上征程。 战争结束后，他回到湖南老家，参加地方武装打土匪。生活拮据，日子过得紧巴巴。为了维持生计，既躬身于田间耕种，又四处寻零工做。实在难以为继时，还得靠邻里接济、吃百家饭度日。 有年冬天村里发救济粮，乡干部看见他棉袄袖口露着发黑的棉絮，要给他换件新的。老者轻轻摆了摆手，脸上洋溢着温暖的笑意，说道：“身上暖意融融，心里更是暖如阳春。”” 县里举办抗战纪念活动时，总有不少人来邀请老爷子，恳请他讲述当年那段峥嵘岁月。他拄着拐棍站在学校操场上，说起稻田伏击战眼睛直放光。 有娃娃问他怕不怕死，他咧着没牙的嘴笑：“怕死就不当兵了，咱中国人有句老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晚年他只能在自己家里一遍遍看战争片，想念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 去年清明时分，部队遣人送来了一枚抗战胜利纪念章。这枚承载着历史荣光的纪念章，历经八十余载的漫长岁月，终究还是姗姗而至了。老爷子轻抚着勋章上凸起的纹路，摩挲良久，那一道道花纹似有千钧之重。他目光深情，半晌都不舍得将勋章别上胸前，似是怕惊扰这份荣耀。 乡里说要给他修房子，他照样摆手：“留着钱给娃娃们盖学校，我这儿能遮风挡雨就行。” 八十九年前的那个夜晚，他用一双耳朵救了整整一支部队。 那个声音很轻，轻到常人根本察觉不到。 但对于一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老兵来说，那是他用四年战场岁月换来的、活下去的本能。 ”信息来源：（湖南抗战老兵口述——抗日战争纪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