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戏子在古代陪侍权贵上床是惯例，像梅兰芳都是被冯耿光，从相光堂子赎出来的，甚至不断花费重金给梅兰芳买大别墅，请名师。 那会儿是清朝快完、民国刚起头的年月，社会乱得很。唱戏的孩子们，打小就掉进苦水里。 那时候的人瞧不起伶人，说是“下九流”，这话跟刀子似的扎人。就算你在台上嗓子亮得能绕梁三日，下了台，身份还是低到尘埃里。 陪酒敬烟、讨好有钱有势的主儿，有时候成了某些名角的无奈选择。他们跟妓女、乞丐搁一块儿被人踩在脚下，没半点儿尊严，说不定哪天就被当成破烂扔了。 有人会说，梅兰芳不一样啊？人家是世界闻名的大艺术家。这话没错，可很少有人晓得，年轻时候的梅兰芳，也在黑地里哆嗦过。 那年他在北平云和堂，那儿有个屋子叫“相光堂子”，他就差点被有权有势的人吞了。要不是碰上命里那个帮他的人，伸出有力的手把他拽出来，世上怕是多了个被糟蹋死的苦命孩子，少了位把东方美送到全世界的顶梁柱。 那是1907年的北平，空气闷得人喘不上气。云和堂那地方，简直是个吃人的坑。十三岁的梅兰芳天天挨打受骂。天刚亮，皮鞭声就跟着压腿吊嗓子的惨叫声一块儿响起来。 那时候签了卖身契，就跟卖了自个儿差不多，班主干啥都算数。模样俊俏的小男孩，最容易招惹那些有权有势的坏心思。本事在这儿不是福气，反倒成了催命的东西。 眼看梅兰芳就要跌入虎口了，留过洋回来的银行家冯耿光出现了，他当时一个月就能挣四百两雪花银，这个数目够普通人家舒舒服服过好几年。 那天冯耿光在风月场转悠，别人看脸看皮肉，他却在一个角落瞅见了被打得浑身是伤、眼神却硬邦邦的少年。 他没扔几个钱打发，而是掏出真金白银，立了字据，把梅兰芳从班主手里赎了出来。从那天起，梅兰芳才算从“奴才”变成“人”。 光赎身不够，冯耿光知道环境能毁人也能养人。他很快在京城热闹的地段买下一处干净敞亮的宅子，配了专门的练功房，再不是以前那又潮又暗的戏班窝棚。 他拿出自己一半的薪水，整整二百两，给梅兰芳铺一条学艺的路。教戏的老师不再拿棍子抽，而是真心教本事；饭桌上天天有热乎菜，把少年的身子骨和嗓子一点点养结实。 为了让这颗刚冒尖的新星站得住，冯耿光动用自己的关系网。落魄的将军、有学问的老先生，这些旧时候的能人都聚到一块儿，帮衬梅兰芳，这就有了后来的“梅党”。 他们帮着磨剧本、弄行头，关键时候还能挡事儿。梅兰芳第一次去上海演出，当地恶势力想找茬捣乱，是冯耿光的人脉和银子镇住了场面。 那回首演人多得挤不动，票价翻着跟头涨，梅兰芳的名儿一下子传开了。 再看另一位名角程砚秋，他的遭遇正好反过来。师父只顾赚钱，程砚秋嗓子正在变声的关键时候，还逼着他拼命唱戏，差点把嗓子毁了。 幸亏有位叫罗瘿公的文人学着冯耿光的样子，花钱把他赎出来，请医生调养，这才保住了后来的程派艺术。 俩人一对比就看出来了，那时候的世道，要是没人伸手帮一把，再有本事的孩子，也只能给人当玩物。 后来梅兰芳的名气越来越大，冯耿光的想法也不光在国内打转。1919年他去日本试了水，回来就把眼光放到大洋彼岸的美国。 1930年，赶上全球经济不景气，去美国演出的花销得十几万大洋，这几乎是把家底押上的一场赌。 亲戚朋友都劝别冒这个险，冯耿光却把京城的几处房子卖了，铁了心要去。 船上装的不仅是演员，还有东方艺术的脸面。梅兰芳在纽约百老汇一连演了一百场，还得了美国大学的荣誉博士。全世界都被那种含蓄又深厚的东方美震住了。 好景不长，1937年北平沦陷。侵略者盯上了梅兰芳这块金字招牌，想让他出来唱戏粉饰太平。 面对金条和刀枪，梅兰芳干脆留起胡子，宣布不再登台。这举动守住了读书人的骨气，可家里的日子一下断了进项。没了收入，从前上门巴结的人也都躲得远远的。 最难熬的抗战日子里，冯耿光又站了出来。怕露了马脚不敢直接送钱，他就劝梅兰芳画画换吃的。 靠着以前攒下的人缘，冯耿光悄悄联系买家，把梅家的画换成柴米油盐，撑过了那段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 时间一晃到了1949年，世道变了样。冯耿光老了，没了当年的权势；梅兰芳忙着给新中国舞台排最后一出新戏《穆桂英挂帅》。 虽说世事无常，那份救命的情分一直都在。每次排戏卡壳，满头白发的梅兰芳总会停下来，恭恭敬敬地问老朋友的意见。在他们心里，这份几十年的交情，早就不是简单的帮忙和报答。 1961年，梅兰芳走了；六年后，冯耿光也跟着去了。回头看那些曾经把伶人当蚂蚁踩的权贵，早都没了踪影。 倒是冯耿光这个名字，因为捧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被后人记了下来。他用一辈子的钱和心血，把一个泥坑里挣扎的孩子托成了民族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