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闯上海，从摆摊到上市公司！这位江苏女性太牛了 1973年出生的郁瑞芬，江苏南通人。20岁不愿被家乡安排人生，跟着父母到上海白手起家，没背景没资源，全靠自己打拼。 不愿被安排，这句话说出来轻巧，在1993年的苏北小镇，分量可太重了。家里给她找好了稳定的工作，对象也差不多要看好了，一条看得见头的安稳路子就铺在脚下。郁瑞芬偏不踩上去。她心里憋着一股劲，上海，那个传说中遍地是机会的大城市，像块磁铁一样吸着她。跟着父母去，听起来有个依靠，实际上就是赤手空拳。 父母那点积蓄，在当时的上海，也就够在城乡结合部租个小房子，支个早点摊。二十岁的小姑娘，没睡过懒觉，凌晨三点就得爬起来和面、剁馅、生火，手上烫出的泡磨成了茧。她卖过茶叶蛋，蒸过包子，什么能赚点钱就卖什么。城管来了，得眼疾手快地收摊跑；同行竞争，得琢磨怎么把味道做得比别人好一点。这不是什么励志故事的浪漫开头，就是生存，最原始、最粗粝的生存。 转机来自一个最普通的观察。她发现自家做的零食，像五香豆、花生米，总比旁边摊子卖得快。客人吃了还会回头问。郁瑞芬心思活络起来了，摆摊终究不是长久之计，风吹日晒，收入也没个准数。 她琢磨，能不能把这些受欢迎的零食，固定下来，当成一门正经生意做？这个念头，成了来伊份最早的一颗种子。她拿出摆摊攒下的所有钱，又借了一些，在上海的四川北路盘下了一个小小的店面，不到十平米，取名“来伊份”。 这个名字取得巧，上海话“来一点”的谐音，亲切又好记。店里就卖些炒货、蜜饯，她亲自炒制，亲自品尝，咸了淡了，火候过了还是不够，她自己先当最挑剔的顾客。生意慢慢有了起色，从街坊邻居，到路过的上班族，小店开始有了回头客。 真正的飞跃，在于她做了一个在当年看起来很“傻”的决定。2000年左右，连锁经营模式在国内刚冒头，大部分零食店还是夫妻老婆店各自为战。郁瑞芬却觉得，要想做大，就得让人家到处都能看到“来伊份”。 她咬牙把赚来的钱，几乎全部投进去开新店。家人朋友都不理解，觉得她疯了，生意刚好一点就瞎折腾。但她看准了品牌和规模的力量。开分店不容易，选址、装修、雇人、管理，每个环节她都亲自盯。钱紧的时候，她连续几个月没给自己发工资，全填进了新店的运营里。就是这么一家、两家、十家地开，来伊份的绿色招牌，渐渐在上海的街头巷尾亮了起来。 生意做大了，麻烦也跟着来了。201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蜜饯事件”几乎将公司击垮。有媒体曝光部分供应商的蜜饯产品存在问题，一时间，来伊份被推上风口浪尖，销量断崖式下跌，消费者信任崩塌。那是郁瑞芬创业以来最难熬的日子，她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公司上下人心惶惶。 抱怨供应商没用，逃避责任更不行。她做了两件事：第一，以最快的速度下架所有相关产品，并向公众诚恳致歉，承诺负责到底；第二，也是更关键的一步，她几乎推翻了原有的供应链体系，投入巨资自建品控中心，把对供应商的抽查变成驻厂全流程监控。这套“重资产”的做法当时让很多人捏把汗，但这手“断臂求生”，硬是把一场灭顶之灾，变成了重塑品牌信誉的契机。经此一役，来伊份的品控成了行业里最让人放心的一块牌子。 2016年，来伊份在上交所敲钟，成为“零食第一股”。郁瑞芬站在台上，心里想的却不是功成名就。上市不是终点，而是更严酷竞赛的起点。电商冲击、新品牌层出不穷，消费者的嘴越来越刁。她必须带着这家庞大的公司继续转身，布局线上，研发新品，甚至把店开到了社区生鲜领域。压力一点不比创业初期小，头发白了不少，但眼里的那股光没变。她常说，自己就是个“卖零食的”，只是想着怎么把这零食卖得更安全、更好吃、更让人想得起。 从南通的叛逆姑娘，到上海滩的摊贩，再到上市公司的掌舵人，郁瑞芬这条路走了三十年。她身上有苏商特有的那股韧劲和务实，不夸夸其谈，就埋头把事情一样样做好。你说她牛，牛在哪？牛就牛在，她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把一个最普通的卖零食的念头，用三十年时间，一寸一寸地夯成了一个扎实的企业。没有神话般的运气，只有一次次在岔路口的选择，选择坚持品质，选择直面危机，选择不断革新。 她的故事，或许能给许多正在奋斗的普通人一个启示：起点低没关系，没背景也不要紧，关键在于，你能否在看见一点微光后，把所有力气都聚拢起来，把它变成火焰，并且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守护这火焰不被风吹灭。成功从来不是闯了上海就能得到，而是在上海的每一条街巷里，用每一天的辛苦和每一个关键的选择，自己挣出来的。 当人们谈论女性创业时，总爱强调其中的不易。但郁瑞芬的故事似乎告诉我们，性别从来不是她考量的首要因素，市场和产品才是。她只是恰好是个女性，然后，像个最顶尖的棋手一样，专注地下了好商业这盘棋。这或许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