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我国外交官何存峰乘坐美国客机飞往纽约，在飞行途中，何存峰去了一次洗手间，回来却发现随身携带的外交邮袋不翼而飞，外交邮袋中装着绝密文件，这次的任务就与文件有关，他向美国机长提出交涉，被美方粗暴地拒绝了。 当时，他和另一位信使杨水长一起，各提着一只外交邮袋，里面装的都是国家绝密文件，这次出行的核心任务，就是安全把这些文件送到目的地。 当时的中美关系，表面上正处于所谓的“军事蜜月期”，双方在一些领域有合作，但骨子里的不信任从来没消失过。 美方一边和我们谈合作，一边又在暗中搞小动作，这一点，在后来的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何存峰心里很清楚，外交邮袋就是信使的命，人在袋在，哪怕有一点闪失，都没法向国家交代。 飞机起飞两个小时后，何存峰实在忍不住，起身去了机舱洗手间。他没敢耽搁，匆匆处理完就立刻返回座位，可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浑身发冷——杨水长不见了，他座位上的两只外交邮袋也跟着没了踪影，只剩下自己的一个航空包孤零零放在那里。 何存峰当时脑子一下子就懵了，紧接着就反应过来，肯定出大事了。他立刻在飞机上找了起来，把三个机舱的257个座位都找了个遍，连洗手间、机舱角落都没放过，可就是没找到杨水长和邮袋的影子。 他心里清楚，杨水长大概率是出了问题，毕竟邮袋里是绝密文件，不可能凭空消失。 何存峰不敢耽误，立刻朝着驾驶室走去，想找美国机长交涉，让美方帮忙查找邮袋和杨水长。可刚走几步，就被两名穿制服的美国安保人员拦住了。 何存峰亮明自己的外交信使身份，说明情况，要求见机长，可对方态度特别蛮横，根本不搭理他，连驾驶室的门都不让他靠近。 僵持了一会儿，其中一名安保人员才冷冰冰地说，杨水长已经向他们提出了“政治避难”，还带走了那些文件，并且不愿意再见到何存峰。 这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何存峰头上，他瞬间明白了，杨水长是叛逃了，而美方明显是早有准备，故意包庇他。 没过多久，一名美国空姐递给何存峰一个手提袋，里面装着他的护照、机票，还有他和杨水长出发前准备的200美元零用钱，里面还夹着一张杨水长写的字条，字迹确实是杨水长的。 何存峰气得浑身发抖，他知道，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一场艰难的博弈，稍有不慎，国家的绝密文件就会落入美方手中。 他反复跟美方强调，外交邮袋受国际公约保护，任何人都不能私自扣留、开拆，杨水长虽然叛逃，但他已经丧失了信使资格，邮袋必须还给自己。 可美方根本不听这套，还编造了一个谎言，说飞机引擎出了故障，必须临时降落到芝加哥国际机场。 何存峰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就是美方的缓兵之计，想把飞机降落到美国本土，趁机把邮袋和杨水长转移走。他当即提出抗议，可美方人员不仅不听，还动手推搡他，态度极其恶劣。 飞机降落到芝加哥机场后，美国机长终于露面了。 一番礼节性的寒暄后，何存峰直截了当，戳破了美方的谎言，说他知道杨水长和邮袋被藏在飞机的“阁楼”里，要求机长立刻把人和邮袋交出来，确保自己能顺利飞往纽约。 机长见谎言被戳破，也不再绕圈子，说杨水长要带着邮袋去台湾，还是拒绝交出邮袋。 何存峰当场驳斥，说杨水长正在执行紧急公务，国家对他十分信任，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政治避难”，就算他擅离职守、意图叛逃，也无权持有外交邮袋，美方必须无条件归还。 机长被说得理屈词穷，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却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提议让何存峰下飞机，和杨水长当面监督拆封邮袋，之后再换机去纽约。 何存峰当场拒绝，明确告诉美方，按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外交邮袋任何人都不能开拆，要是美方敢擅自拆封，所有责任都得由美国政府和机长本人承担，而且自己不到纽约，绝不离开飞机。 就这样，何存峰、美国机长和叛逃的杨水长，在飞机上陷入了僵持。没过多久，美国移民局和国务院的官员先后登机，他们听完何存峰的陈述后，心里也清楚美方理亏，可还是嘴硬，说杨水长不同意交出邮袋。 何存峰没有丝毫退让，再次重申自己的立场，反复提醒美方，无视国际公约、扣留外交邮袋，后果自负。美方官员私下低声商议了一阵，最终不得不妥协，走到何存峰面前说：“你胜利了。” 何存峰终于取回了那两只视若生命的外交邮袋，仔细检查后，确认邮袋完好无损，绝密文件一点都没少，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了下来。而叛逃的杨水长，当场被两名美国警察带走。 这件事之后，中方立刻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指责美方无视国际公约，包庇叛逃者，粗暴干涉中国外交事务。美方心里有鬼，只能勉强辩解几句，还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何存峰因为在这次事件中遇险不惊、智勇双全，成功保住了国家机密，受到了单位的通报嘉奖，被记大功一次，还晋升了两级工资。 至于杨水长，据悉，他一直住在难民营里，终日无所事事，美方当初收留他，不过是想从他手里套取机密，可他手里的文件早就被何存峰追回，失去利用价值的他，最终落得个凄惨下场，这就是叛逃者应有的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