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陈毅在上海看戏，小姑娘拉着他问：困一夜两块钱阿要？ “老板，白相相伐？两块洋钿一宿，阿要？” 警卫员当场就急眼了，一步跨上来大声呵斥。小姑娘像受惊的猫一样，哆嗦着松开手，扭头就钻进了黑漆漆的弄堂。陈老总当时一言不发，手指头在膝盖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心里头的火跟针扎一样难受。他回程的路上嗓子都哑了，直言这“两块钱”的问题解决不好，市长就等于没当好。小姑娘问的哪里是要不要“白相相”？她分明是在拿命拷问新政权：你们到底有没有本事，让咱们这些最底层的人吃上一口安稳饭？ 想管好这座远东第一大城市，首先得管好自己人。就在戏院这地方，当时还出过另一档子事儿。有两个解放军小战士，一个叫王三成，一个叫娄振，俩人路过戏院听见里面咿咿呀呀唱戏，纯属好奇想进去开开眼。看门大爷按规矩拦着要票，娄振一急眼，居然掏出没子弹的枪抵在大爷胸口吓唬人。这事恰好撞在陈毅市长的枪口上。陈老总勃然大怒，当场让人下了他们的枪，严厉训斥，逼着他们给大爷认错赔罪。陈老总给部队立下的《上海入城守则》绝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十万大军露宿街头，连战士误敲了宋庆龄公馆的门，陈老总都得亲自打电话并登门致歉。 可大部队进了城，面对这座城市留下的社会毒瘤，光靠自己守规矩显然不够。咱们来看看当年上海的底子有多烂。那时候的上海，表面上是十里洋场，霓虹灯闪瞎眼，背地里却全是见不得光的污垢。几万名游民天天在街上瞎逛，扒手、乞丐、流氓全被封建帮会控制着。 更触目惊心的是色情业。公开挂牌的妓院四千多家，满大街拉客的暗娼足足有三万多人！咱们今天看来简直匪夷所思的数据，在当年就是血淋淋的现实。很多女人根本毫无选择。有的是丈夫死在抗日战场拿不到抚恤金，有的是苏北发大水被家里卖掉换杂粮面，甚至还有十三四岁连爹妈是谁都不知道的童妓。那时候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贬值快得惊人，早上一捆钱买头牛，晚上连根牛毛都买不到。老百姓的命贱到了极点，在烂泥地里挣扎的姑娘，用尽全部力气也只能给自己喊出“两块钱”的价码。 旧上海的这些顽疾，国民党以前也想过办法，结果搞得一地鸡毛。1948年他们为了装门面，强行下达“禁舞令”，彻底砸了两万多舞业人员的饭碗。大批舞女和家属跑到社会局抗议，舞女陈雪莉在台上哭诉全家八口人全靠伴舞活命，最后逼得群众冲进大楼把办公室砸了个稀巴烂，演变成震惊全国的大流血冲突。只知道下硬命令，完全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这种蛮干绝对行不通。 共产党接手后，手腕就高明太多了。咱们陈市长定了个大调子：我们要搞清楚，她们是旧社会的受害者，是咱们的阶级姐妹。咱们要做的事情，是‘救人’。 北京那边当时雷厉风行，12个小时就封闭了所有妓院。但上海盘子太大，情况复杂，政府根本没有搞“一刀切”。头一步，先通过严格的治安管理和限制营业，让这股子歪风邪气慢慢收缩。规定逛妓院必须实名登记姓名和工作单位，送公安局备案。这招极其管用，狎客们怕丢饭碗不敢去了，大批妓院只能自行关门。 紧接着，政府组织了几次大收容。几千名游民被统一收管，没搞打骂，全送去劳动教养。让他们去苏北垦荒，去给上海修桥铺路，组建劳动工程队，硬是把社会闲散人员变成了堂堂正正的建筑工人。 到了1951年11月底，彻底拔除娼妓业毒根的时机终于成熟。上海下达了全面取缔的死命令，一晚上查封了剩下的72家妓院。但这次抓的都是老鸨、龟奴这些吸血鬼，几百个靠剥削发财的恶霸全部落网。对那些吓得发抖的姑娘，警察客客气气地安抚，把她们全数安顿到了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 进了教养所，第一件事就是治病。当时查下来，十个姑娘里头有九个带着花柳病、皮肤病等各种顽疾。政府花大价钱，拿出极其珍贵的盘尼西林免费给她们治。好多人这辈子头一回被人当成“病人”心疼，完全除去了以前被当成“脏东西”的耻辱感。 治好了身体，接着治心。教她们认字，老师手把手从“一、二、三”开始教，直到一个叫阿香的姑娘颤抖着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真名，当场哭得稀里哗啦。找回名字，就等于找回了做人的尊严。认了字，再教手艺，踩缝纫机、纺纱织布、打算盘、做护理。教养所的目标极其明确：务必让她们拥有靠自己双手吃饭的真本事。 改造完成后，政府还给她们找出路。想回老家的发路费，留在上海的安排进国营大厂当女工，妇联干部甚至还当起了红娘给她们介绍对象。当年上海滩有个红极一时的女孩叫“细妹儿”，在教养所学了文化和会计，后来被分配到国营饭店当出纳，还嫁给了一位失去单臂的解放军战斗英雄。婚后她给陈毅市长写了一封信，信纸是最便宜的学生练习本，字写得歪歪扭扭，上面有一句话重若千钧：“陈市长，我现在是人了。” 后来，那个曾经最肮脏的“会乐里”变成了居民区和学校，孩子们的读书声彻底盖住了过去的靡靡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