婶婶今年七十五了。三十年前从村里出来的时候，她还扎着两条辫子，辫梢用红毛线缠着。 大学里的保洁员，那时一个月一百二十块。钱少，但有一样好——厕所里、走廊上收来的纸盒子，教室后头捡的饮料瓶子，都归她。攒几天，绑在自行车后座，驮到废品站去。卖多卖少，全是自己的。她就靠这点零碎，把三个孩子的学杂费一分分凑齐了。孩子们也懂事，老大老二上了中专，老幺读了技校，都想着早点工作，早点给家里搭把手。 她在大学扫了三十年地。扫到快六十岁的时候，工资涨到八百块。还是那身灰工作服，还是那辆旧自行车，只是辫子早就剪了，头发白了一层。 前些年赶上了好政策——在国家单位打过工的，能补缴社保。她把攒下的钱拿出来，一次性补上。如今每个月能领两千多块退休金。钱打进存折那天，她在菜市场站了很久，买了很多菜，把堂哥堂姐他们都叫过来，一起吃了个饭，就感觉是国家干部在办退休宴，开心极了。 她说，两千多块不多。可要是在村里，靠那几亩地，靠天吃饭，一年到头也落不下几个钱。现在每个月存折上准时进账，心里踏实。 三个孩子都成了家，逢年过节回来，屋里挤得满满的。她坐在沙发上，看着一屋子的人，有时候会忽然想起三十年前那个傍晚——她刚来城里，蹲在出租屋门口数卖瓶子的钱，一毛两毛的硬币，在膝盖上摞成一小堆。 婶婶如今偶尔会和乡下的亲戚相互联系，大伙都觉得当初来城里打工这条路选择很不错，虽然吃了很多苦，现在算是苦尽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