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陕西男孩捡到玉玺，上交国家得20元，44年后博物馆找上门：你捐的是国宝，价值不可估量！特意邀请您来领奖！ “咦？这是个啥？” 孔忠良来了劲，伸手往泥窝窝里拽，费了不小力气，才把这东西拉了出来。 沉甸甸的巴掌大小，方方正正，浑身裹着黑泥，看不清模样。他顾不得手上的泥蹭到脸上，撩起打补丁的粗布上衣，对着这“石头”一顿猛蹭。 蹭掉淤泥后，一块洁白温润的物件露了出来，像刚化开的雪，摸起来滑溜溜的，半点不像路边的顽石。上面刻着个蜷卧的小动物，脑袋像龙、身子像虎，底部刻着几个弯弯曲曲的字，他一个都不认识。 孔忠良心里犯嘀咕，这玩意儿说不定能换点钱，赶紧小心翼翼揣进怀里，用衣角裹好，快步往家跑。 回到家，父亲孔祥发正在院子里喂猪，手上沾着猪食污渍，见儿子气喘吁吁，连忙问咋了。孔忠良掏出物件递过去，小声说：“爹，你看我捡到的，不像石头，能换钱不？” 孔祥发擦了擦手，接过物件仔细端详，又端来一盆井水洗干净。越看他心里越犯嘀咕，这东西温润细腻，上面的小动物雕刻得栩栩如生，底部的字一看就是古字。 他虽没读过多少书，却也知道咸阳是古都，地下文物多，这玩意儿说不定是国家的文物。 邻居大爷路过凑来看，眼睛一亮：“老孔，这怕是块好玉，找个收古董的换点钱，家里也能宽裕些！”孔祥发摇了摇头：“不行，要是文物就是国家的，明天一早就送博物馆去。” 第二天一早，孔祥发给孔忠良请了假，用旧手帕把玉玺包好揣在怀里，带着儿子步行半个多小时到公社，再坐颠簸的客车，晃了近两个小时，才赶到西安的陕西省博物馆。 当时博物馆很简陋，工作人员见他们父子俩风尘仆仆、脚上沾泥，手里攥着个不起眼的白玉物件，随口就说“这是块普通石头，拿回去吧”。 孔祥发急了，攥着物件不肯走，反复说“这肯定是文物，不行我找馆长”，工作人员没办法，只好去叫了馆长。 馆长一接过物件，眼睛立马亮了，赶紧叫来文物专家。 专家们围在一起，有的用放大镜细看，有的用尺子测量，还有的翻古籍比对，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才停下，激动地说：“这是新疆和田羊脂白玉玉玺，边长2.8厘米、高2厘米、重33克，上面刻的是螭虎，底部是‘皇后之玺’四个篆体字！” 专家补充说，根据《汉官旧仪》记载，皇后玉玺与皇帝玉玺规格相近，都是螭虎造型，再加上捡到的地方离刘邦和吕后合葬陵园只有一公里多，这肯定是吕后生前用过的玉玺。孔忠良父子俩都愣住了，没想到自己捡的“石头”，竟是皇后的宝贝。 孔祥发当即说：“既然是国家的，我们专门来上交，一分报酬都不要。”馆长很感动，要给他们申请奖金和荣誉证书，父子俩执意不肯。 最后，博物馆领导实在过意不去，塞给他们20元，说“这是来回路费，不然你们坐不上车”，父子俩推辞不过才收下。 那时候20元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工资，能买不少粮食，还能给孔忠良买铅笔和作业本。 父子俩买了两个馒头当午饭，颠簸着回了家。这件事过后，他们就没再放在心上，孔忠良继续上学、务农，长大后娶妻生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渐渐忘了捡玉玺、上交国家的事，也从没跟人炫耀过。 这一忘就是45年。 2012年，陕西省神州汉文化保护发展基金会整理文物事迹时，听说了1968年少年上交国宝的事，专门派人去韩家湾村寻找孔忠良。 工作人员辗转打听了好几天，终于在地里找到了58岁的孔忠良——他正弯腰锄地，手上布满老茧，脸上刻着皱纹，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 当工作人员提到“皇后之玺”，孔忠良愣了半天，手里的锄头都掉了，过了好久才喃喃道：“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们还能找到我？” 工作人员笑着说：“您做的事，国家一直记着。”他们告诉孔忠良，那枚玉玺是我国发现的两汉时期等级最高、唯一的帝后玉玺，属于国宝级文物。 1968年至1991年它收藏于陕西省博物馆，1991年陕西历史博物馆成立后，就成了镇馆之宝，价值不可估量。 更让他意外的是，工作人员邀请他去参加表彰大会。2012年12月1日，表彰大会上，孔忠良双手接过荣誉证书，手都在抖，激动地说：“没想到45年了还有人记得我，我就是个普通农民，捡到国宝交给国家，本来就是应该的。” 有人问他后悔吗？要是留着，说不定能卖天价。孔忠良乐呵呵地说：“不后悔，那是国家的宝贝，我保护不好，交给国家才能让更多人看到、研究它。” 如今，这枚承载两千年历史的玉玺静静陈列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而孔忠良依然在韩家湾村务农，过着平淡日子。 他常说，保护文物不用惊天动地，遇到不属于自己的文物上交国家，就是最好的保护。这个平凡的农民少年，用朴实和真诚守护了国宝，这份无私，历经岁月依旧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