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大批日军纷纷离开临汾，驻临汾日军司令部，只有加藤大尉一人。其它军官不见人影。潜入司令部的晋冀鲁豫8纵敌工部长朱向离觉察不对劲，分析要出大事。 朱向离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经历极其丰富的正牌知识分子。早年在太原成成中学读书时，他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就转为了共产党员。此后他辗转多地，在抗日同盟军里干过宣传，被阎锡山的宪兵逮捕入狱过，直到西安事变后才在薄一波等人的营救下出狱。1938年去延安抗大学习后，他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到了1941年夏天，为了加强反扫荡斗争，太岳军区党委派他化名张文成，打入了日军管辖的伪军“大汉义军”司令部，专门负责建立临汾情报站。 一个优秀的潜伏者，往往具备超乎常人的观察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日军指挥官集体消失，绝对预示着有重大军事行动。朱向离立刻启动情报网络，通过内线和外围的种种蛛丝马迹进行交叉印证。他敏锐地分析出，冈村宁次为了炫耀他的“新战法”，专门组织了一个由日军高级军官组成的“战地观摩团”，准备到华北地区进行实地调研。而临汾城里那些消失的军官，正是赶去跟观摩团汇合了。 所谓擒贼先擒王。如果能把这个由日军战略决策者和战术执行者组成的观摩团一锅端掉，无异于直接打断日军扫荡的脊梁骨。朱向离迅速梳理出观摩团的人数规格、行军路线、出行时间以及护卫兵力等核心机密，火速送往太岳军区。 接到情报的，正是八路军第129师386旅第16团团长王近山。大家都知道王近山是李云龙最主要的原型人物，他拿到朱向离送来的这份“大礼”，立刻在临汾到屯留公路的咽喉要道——韩略村，布下了天罗地网。 1943年10月24日上午，日军的汽车队大摇大摆地开进了伏击圈。我军战士们隐蔽在高粱秆和玉米秸秆下，等敌人完全进入口袋，一时间枪炮齐鸣。激战三个小时，我军仅以极小的伤亡代价，就将日军观摩团120多名军官全部歼灭。这其中包括1名少将和6名大佐，甚至还有日本天皇的侄子。要知道，整个十四年抗战，日军死在中国的少将和大佐总共就那么多，这一仗就干掉一大批，直接让日军的指挥体系陷入瘫痪，“铁滚式扫荡”也随之彻底破产。朱向离的情报，可谓立下了惊天奇功。 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说那个留守在临汾的加藤大尉。在抗日战场上，叫“加藤”的日军军官似乎都难逃覆灭的宿命。临汾的加藤虽然因为留守躲过了韩略村的灭顶之灾，但侵略者的下场终究逃不过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当年抗战的惨烈与我军的英勇，咱们不妨看看一年后发生在江苏如皋的另一场经典战役，这场仗同样是拿日军的“加藤大尉”祭旗。 那是1944年6月20日，新四军1师3旅主力部队“老7团”在向苏中第四分区挺进途中，于耙齿凌地区与日伪军500余人狭路相逢。带队“扫荡”的日军中队长，正是一名加藤大尉。 遭遇战打的就是一个勇字。新四军7团可是响当当的“老虎团”，团长彭德清果断下令，教导队就地展开阻击，各营立刻进行两翼包抄。教导队队长秦镜是个身高体壮的猛将，带着一百多号全团基层骨干直接跟日军拼起了刺刀。 那场白刃战打得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在几十米的坟包群里，双方刺刀见红，喊杀震天。新四军战士们毫无惧色，6连连长彭加兴牺牲了，指导员负重伤，但战士们踏着战友的血迹继续冲杀。日军被彻底打懵了，加藤大尉见势不妙，带着几个残兵败将企图逃跑。秦镜抓起几颗手榴弹，单枪匹马就追了上去。 一顿猛烈输出炸死三名日军后，秦镜在芦苇荡里与加藤大尉展开了一对一的生死决斗。加藤大尉的拼刺技术相当老道，两人在几分钟内命悬一线。就在加藤体力不支、企图急速后退拉栓开枪的千钧一发之际，秦镜凭借常年实战练就的惊人反应，抢先零点零几秒扣动了扳机，一枪将其击毙。捡起军帽一看，里面用日文绣着“加藤大尉”四个字。事实证明，日军那些所谓的精锐武士道，在保家卫国的中国军人面前，根本不堪一击。这场战役全歼日伪军400余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反清乡信心。 无论是潜伏敌营运筹帷幄的朱向离，还是战场上冲锋陷阵的秦镜，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闪亮的民族脊梁。抗战胜利后，朱向离继续在军队发光发热，担任了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敌工部部长。他凭借深厚的情报功底，在临汾战役前夕，为徐向前元帅提供了极为详尽的敌情分析，将城防工事、派系兵力、甚至敌方将领的性格嗜好都摸得门清。 1949年底成都解放，朱向离投身于城市接管和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令人万分痛心的是，1950年2月，原本即将赴京就任新中国首任驻保加利亚武官的朱向离，在执行公务途经成都龙潭寺院山坡时，遭遇数百名国民党反动派残匪的疯狂伏击。为了掩护战友突围，他身负重伤不幸被俘，随后惨遭土匪割舌、挖眼等惨绝人寰的折磨，身中24枪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