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将多如毛，中将像条狗。” 这是民国时期关于军衔乱授的一句调侃，虽然粗俗，却将民国时期军衔制度的混乱与贬值刻画得入木三分。 面对这种乱象，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也颇为无奈地说过：“国民党军队同列强相比，战斗力特弱而将官特多，上将都数不清了。” 在诸多乱象中，各地军阀为自己乳臭未干的儿孙伸手要官、讨要军衔，是最为讽刺的一景。 东北奉系军阀内部，此事便做得毫不遮掩。 “东北王”张作霖虽然自己出身草莽，但在培养儿子张学良上还算按部就班，然而他的结拜兄弟、被称为“黑龙江王”的吴俊升，爱子之心可谓“急切”到了极点。 吴俊升年近五十才得独子吴泰勋，宠爱得无以复加。1927年，吴泰勋刚满十六岁，吴俊升先是让他当了卫队营长，没过两个月，就通过安国军政府的关系，为其讨来个陆军上校，但他仍嫌不够，又跑去软磨硬泡，非要张作霖再给儿子加个少将头衔。 起初张作霖也觉得这实在太不像话，一个十六岁、从未上过战场、乳臭未干的孩子当少将，如何能服众？但架不住把兄弟的再三恳求，最终还是点了头。 于是，吴泰勋这个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公子哥，便穿上了少将制服，成为了民国年间鼎鼎大名的“娃娃少将”之一 。 讽刺的是，这位少年将军日后并未在疆场上为父亲长脸，反而在父亲于皇姑屯被炸死后，很快堕落，甚至在抗战时期投向汪伪政权，成了双面间谍，最终潦倒而死，可谓将门“虎子”的另一种注解 。 若论起“儿皇帝”般的荒唐，西北马家军也毫不逊色。 独揽青海大权的马步芳，一心要让自己儿子马继援子承父业，将来在军界出人头地。在马继援仅仅十九岁时，马步芳便通过各种运作，让他当上了少将 ，到了二十二岁，这位几乎没打过什么硬仗的少爷，已然是国民党军的中将 。 为了让儿子积累“战功”，马步芳不惜在解放战争时期将其推到前台，委以整编第八十二师师长的重任，甚至在出征时亲自为其牵马坠蹬，上演了一出“上阵父子兵”的丑剧 。 与马步芳同宗但割据宁夏的马鸿逵，在培植子侄上也不遑多让。 他自己早年因父亲马福祥的关系，年纪轻轻就被袁世凯授了少将 。等他坐镇宁夏，成了“宁夏王”，自然也要提携后人。他不仅把军权交给儿子马敦静，甚至在自己逃亡前夕，还不忘将军权正式移交，试图让马家军的大旗继续由儿子扛下去，全然把国民党军队当作了可以世袭的私产 。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还得算是那些还在咿呀学语、穿着开裆裤就被授予将军衔的“神童”。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团结边疆蒙古族王公一同抗日，对绥远一带的旗王、保安司令多有封赏。这其中，有位名叫奇俊峰的乌拉特西公旗蒙古王公，她丈夫去世后，毅然执掌旗政，组织武装抗日，被任命为保安司令，并被授予少将军衔。 1940年，她带着年幼的儿子阿拉坦敖其尔前往重庆述职，受到热烈欢迎，并被晋升为中将。或许是出于笼络和抚恤的考虑，亦或是军阀做派的惯性使然，当局竟然将她那年仅五岁左右、还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儿子，也授予了少将军衔。 一个五岁的孩童，就这样身着特意定做的小号将官服，一脸懵懂地出入军政场合，甚至在去学校时也要穿上这身象征“荣耀”的军装亮相，成为了民国军衔史上绝无仅有的奇景 。 那把代表权力的佩剑挂在一个走路尚且蹒跚的孩子腰间，其荒诞程度，比之当年海地那个九个月大的“将军”也不遑多让。 即便是素有“云南王”之称、相对开明的龙云，在对待儿孙辈的军职上，也未能免俗。 他的三个儿子龙绳武、龙绳祖、龙绳曾，都被他送去读军校，出来后顺理成章地成为军官。 大儿子龙绳武更是被蒋介石收为“义子”，一路官运亨通 ，年纪轻轻就挂上了陆军中将衔，抗战胜利后还带领部队去越南接受日军投降。 三子龙绳曾18岁就挂上了少将军衔，成为滇军里最年轻的高级军官之一，而他本人却是打架、嫖娼、抽大烟样样俱全的纨绔子弟，被多所学校开除。这样的纨绔子弟，后来竟也被蒋介石授予过“总统府中将参军”的头衔，虽然只是个虚职，但也足见在蒋那里，军衔有时不过是可以随手送出的政治筹码或安抚礼物罢了 。 从十六岁的吴泰勋，到十二岁的马步芳之子获授上校 ，再到五岁的奇俊峰之子荣膺少将，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史实，鲜活地勾勒出民国乱世中军衔制度的彻底崩坏。 蒋介石并非不想整顿，1935年他也曾设立铨叙厅，试图厘清这团乱麻，甚至搞出了“中将加上将衔”这种奇葩的过渡军衔来安抚那些失意的军阀头子 。 但在那个有兵就是王、有地盘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各地的土皇帝们依旧我行我素。对他们而言，军衔不过是自家仓库里的衣服料子，想给儿子披上，谁也拦不住。 蒋介石对此，很多时候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维系表面统一与彻底决裂之间，无奈地选择了容忍这些“娃娃将军”们披着将星，招摇过市。 从这个角度看，民国实际上就是军阀割据，说它是个朝代，不如说它是个必将被终结的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