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民党团长的妻子被6个壮汉按倒在地上，身上的衣服被撕碎，随后惨遭对方长达3个小时的轮番玷污。更令人可气的是，6名凶手竟然一度逍遥法外。   1948年9月9日，武汉黄埔路，国民党联勤总部陆军医院，内科11号病房里，抗日老兵楼将亮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严重的肺结核让他连呼吸都带着血丝，这位整编第九师上校团长，在抗日战场上扛过枪林弹雨，现在却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   他的妻子陈愉今年二十七岁，清秀漂亮，那天凌晨，丈夫咳了一阵终于睡沉，她端起搪瓷脸盆想去打点热水，走廊空荡荡的，昏暗的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经过17号病房时，一只戴白手套的手猛地从背后捂住了她的嘴。   乙醚的气味直冲鼻腔，另一只手粗暴地夺过脸盆摔在地上，还没来得及喊叫，更多黑影围了上来，湿乎乎的纱布塞进嘴里，有力的手臂像铁钳一样把她往后拖，她终于看清了那几张脸，住在隔壁、平时碰面还会点头打招呼的几位“军官病号”。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成了她一辈子都摆脱不掉的噩梦，带头的是中校主任崔博文，金丝眼镜在黑暗中闪着冷光，上尉军医凌志，白大褂上那枚“救死扶伤”的徽章格外刺眼，少校副官石磐、汉口市警察局督察查大钧、少校军医曾玄名、某大学学生袁尚质。   这间满是消毒水味的病房，把一个团长夫人的尊严彻底踩在了脚下，最可恨的是，有人用钢笔在她大腿内侧刻下侮辱性字迹，还凑在耳边威胁：“你男人在淮海前线的部队番号，我们都清楚，敢说出去，让你们全家死无葬身之地”。   凌晨五点，陈愉像块破布一样被扔在走廊角落，旗袍已经碎成布片，浑身都是淤青和伤痕，她挣扎着爬起来，吐出嘴里的纱布，第一个念头不是哭，而是绝对不能让隔壁病重的丈夫知道，跌跌撞撞回到11号病房，丈夫还在昏睡。   她躲进卫生间，用冷水拼命冲洗身体，眼泪混着自来水哗哗地流，天亮了，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神空洞、脖子带伤的女人，一股从未有过的怒火压过了恐惧和羞耻，她没有换掉那身破碎的旗袍，而是仔细包好藏了起来，这是她留下的第一份，也是最重要的一份证据。   她找到了医院院长蔡善德，对方听完陈述，语气敷衍得令人发指：“没凭没据的，再说了，你都生过两个孩子了，也不是什么大姑娘了，脸面要紧”她浑身发抖，不是害怕，是气得发抖，纸终究包不住火。   丈夫楼将亮察觉到她的异常，追问之下，陈愉崩溃了，把实情全说了出来，楼将亮听完，眼睛瞪得都要裂开，猛地从床上挣起来，一口鲜血喷在雪白的床单上“我去毙了他们”他伸手去摸枕头下面，想拿配枪，可入院时早就上交了，极度的愤怒和屈辱让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咳血不止。   陈愉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走出了医院，找到了汉口市妇女会，负责人张人骥是个正直的国大代表兼市参议员，听完她的哭诉，拍案而起：“简直无法无天，这还有王法吗”他当即带着陈愉去武汉警备司令部，想见司令阮齐。   可阮齐避而不见，只让夫人出来敷衍：“阮司令身体不舒服，这事我们知道了，会转告的”就在陈愉四处申诉的这段时间，院方暗地里迅速行动，教导主任刘家祯组织人手，把那间犯罪现场彻底清洗了一遍，用高浓度消毒水把所有可能的证据都抹掉了。   当陈愉再去问进展时，刘家祯换了副嘴脸，断然否认发生过这种事，反咬一口说她精神失常，还恶毒地威胁：要是再闹，就把这件事告诉她病重的丈夫，让他“气死在病床上”几天后，9月18日，陈愉四岁的大儿子在医院附近玩耍时神秘失踪了。   她发疯似的找了四天四夜，差点崩溃，直到9月22日，报纸上登出一则“迷途男孩认领”启事，她才在警察局找到蜷缩在角落、吓得说不出话的孩子，孩子的小褂子里，塞着一张纸条，没有署名，只有一句话：“安分点”。   三个人，陈愉、垂死的丈夫、刚被吓傻的孩子，一个家庭就这样被一步步蚕食，张人骥找到了《正风报》的记者商若冰，两人把陈愉的经历写成了文章发表了，人们议论纷纷，群情激愤。   老蒋一看，这还得了，当即派人把那六个人全抓了，让华中“剿总”白崇禧亲自督办，但案件的审理依然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慢慢拖着，一拖就是将近半年，她的丈夫楼将亮，在无尽的屈辱与悲愤中，咳血而亡。   1949年3月23日，军法处终于作出判决，崔博文、凌志、石磐、曾玄名这四个现役军人，罪行确凿，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查大钧是警察、袁尚质是学生，不是现役军人，移交汉口地方法院另案处理，枪响的时候，陈愉没有去现场。   她已经离开了这个伤心的地方，带着年幼的孩子，不知去向何方，正义以极其惨重和迟到的代价，终于在形式上得到了伸张，可一个家庭早已被彻底摧毁，那个曾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的老兵，最终没能死在敌人的枪下，却死于一场发生在自家医院里的暴行带来的悲愤。信息来源：搜狐网民国奇案:1948年,6人侮辱国军上校夫人,最后施暴者什么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