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巴赫：（欧洲）通俗语言里文学风格的发端产生于教士的需要，即与民众建立某种直接的语言联系，使其更熟悉信仰所包含的真理。这种文学风格明显区别于古典时代对文学的构想。正如我在语言领域屡次提及的那样，文学领域的古典趣味在主题的处理方式中也显示出某种贵族性。在悲剧性和“崇高”（sublime）的主题中，任何现实主义，尤其是低级的现实主义，都应当避免。古典时代的悲剧人物是神祇，是神话中的主人公，是君王和贵族。他们往往面临可怕的遭遇，但此类遭遇又需要维持在崇高的框架之内。低级的现实主义、日常生活，还有一切看上去能使人蒙羞的事物都要被排除在外。然而对于基督徒而言，耶稣基督的故事即是崇高性和悲剧性的范例。可是，耶稣基督化身为一位木匠之子，在尘世度过的整个生命都在与社会底层，与民众中的男人和女人为伍，而他的受难更是极尽羞辱。这个人物本身，还有他和各位门徒所宣讲的福音，其崇高性便恰恰在于这种低下和谦卑。基督教之崇高与其谦卑密不可分。这种崇高与谦卑的结合，或者毋宁说这种基于谦卑的新的崇高观，在神圣历史与所有殉道者和忏悔者的传说中俯拾皆是。其结果便是，一般的基督教艺术，特别是文学这门艺术，并不知道要如何处理古典时期关于崇高的构想。一种新的、充满了谦卑精神的“崇高”得以确立，它能接纳民间人物，且在任何日常现实面前都不会退缩。更何况，基督教艺术的目的并非取悦于精英，而是要让神圣（sacre）历史和基督教的教理为民众所熟悉。一种新的关于人的构想得以确立。我在谈到奥古斯丁时便已提及这一点，他曾清楚地预见并表述这一构想在文学中的结果。对于欧洲而言，这些结果影响巨大，远远超出了严格意义上的基督教艺术。欧洲的全部悲剧现实主义均依存于这些结果。若是没有这种源于基督教的关于悲剧人物的现实主义构想，那么，仅举几个最著名的例子来说，塞万提斯和西班牙戏剧的艺术，还有莎士比亚的艺术，都将是难以想象的。只有到了刻意模仿古典理论的时代（例如，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人们才重新捡起早先的构想。（《罗曼语语文学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