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师长段德昌被杀，彭德怀难以接受，从此与一开国元帅结下梁子 段德昌是湖南南县人，一九零四年八月出生。家里那套《段氏家训》，他记得很牢，里头有一句很硬，“忠于事者，重义轻金。忠于国者，不惜献身。”少年时读书，赶上旧中国风雨飘摇，学生娃子也坐不住，他很早就卷进反帝反封建运动。后来考入长沙雅各中学，结识了毛泽东、何长工。这个阶段看着平平，其实已经能看出他的路数了，脑子转得快，心里也有根筋，认准的事情，不爱拐弯。 一九二四年，他和何长工等人办起华容新华学校，自己做校董会副主任，还兼英文老师。到了一九二五年春，又去南县第一国民小学教英文。别看是教书先生，他没把日子过成粉笔灰和课本页。那阵子他翻《向导》，看《新青年》，一页一页往下啃，人也慢慢往革命那条路上走深了。 五卅惨案一出，火气上来了，他回南县组织“青沪惨案南县雪耻会”，查禁洋货，惩办奸商，动作一点不虚。也是这一年，六月入共青团，九月转为共产党员，没过多久，又被党组织送进黄埔军校第四期。这个节奏很快，说明他不是随波逐流混进来的，是被看中的。 黄埔那段经历，最见骨头。 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山舰事件闹出来，风向已经不对劲了。段德昌在公开信上签了名，明着批蒋介石叛变革命，成了新军阀。这个事放在当时，不是头脑发热，是拿自己前程去碰硬墙。结果不出意外，被关禁闭。蒋介石其实挺看重他的才气，还想出面拉一把，做做“感化”工作。段德昌不吃这一套，当场顶回去，话说得很冲，大意就是，来军校是为了国民革命，提意见也是为了革命快成，没罪可认，关也好，杀也罢，不低头。蒋介石脸上挂不住，干脆把他开除了。 这件事厉害就厉害在这儿，很多人年轻时嘴硬，真到利害关头就软了。段德昌不是，他那股劲，从头到尾都没塌。周恩来看重的，也正是这一点。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很欣赏他的气节，把他推荐到毛泽东、李富春等人主办的中央政治讲习班继续学习。路被堵了一回，反倒看得更清楚了。 从讲习班出来，北伐正打得热。段德昌也就是从那时候，真正走上军旅生涯。围攻武昌之前，他结识了时任营长的彭德怀。两个人脾气都直，见面没多久就对上了路。武昌打下来后，他们在当阳玉泉山彻夜长谈，灯火未必亮，话头倒是不停。段德昌送给彭德怀《通俗资本论》《无产阶级哲学说》，还叮嘱他好好学，提高认识。后来又介绍彭德怀入党。彭德怀这一生，佩服的人不算多，对段德昌却一直记得深，称他是“革命引路人”。这话不是抬轿子，是实打实的评价。 一九二七年，段德昌参加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南下受挫，他没有散，也没有灰心，转头去了鄂西、鄂中一带，秘密领导农民运动。到了第二年春天，他和贺龙、周逸群一道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段德昌做过第八军第五师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也做过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还兼过《北伐周报》主编。看上去文职多，真到打仗时，他一点不躲。攻克醴陵、进占平江、打汀泗桥，他带着宣传科的人往前线钻，组织担架，送水送饭，搞战地宣传，忙得脚不沾地。群众不跟你讲虚礼，见他硬是能扛，干脆送了个称呼，“铁科长”。 洪湖那地方，河港纵横，敌人来了不算完，麻烦的还在后头。段德昌和战友们从实战里摸出一套办法，后来浓缩成十六个字：“敌来我飞，敌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话糙，理不糙，都是血汗里滚出来的东西。一九二九年十月，聂家岭一仗，他带着部队狠狠干了一场，击溃了兵力比自己多十倍的国民党正规军。这不是小打小闹，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首次在洪湖打赢敌正规军，分量相当重。 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五月，国民党先后调来五个旅，对洪湖苏区发动两次大规模“围剿”。苏区大片地方一度失守，形势挺险。段德昌率新组建的红六军来回周旋，硬是把局面一点点扳了回来，粉碎“围剿”，恢复洪湖苏区。那支队伍也越打越硬，后来发展成拥有两个主力团、两千多人枪的铁军。 到了二九三二年上半年，他率红九师连着拿下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等战斗胜利，共歼敌一万多人，缴枪一万余支。“常胜将军”这个名号，就是这么传开的，不是吹出来的，是一枪一弹挣出来的。 可惜啊，偏偏是这么一个人物，命太短。一九三三年五月，段德昌在湖北巴东县金果坪江家村被杀害，年仅二十九岁。临死前，他还撂下一句话，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讲真话，他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到了这一步，还是这股子硬气，真是让人心里发紧。 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正式为他恢复名誉。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二年，毛泽东主席为其家属签发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这个“第一号”，不只是个编号，像是迟来的公道，也是郑重其事的安放。后来，中央军委把他列为共和国历史上的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四日，他又被评为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