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新四军罗炳辉师长找到了“军工专家”吴运铎问道:“对待日寇还需要更狠些，最好把日寇的骨头都能炸碎，我军需要这种杀伤力巨大的炮弹，你看看能不能搞出来？”吴运铎起身坚定说:“师长，我保证完成任务。” 一九四三年，罗炳辉找到吴运铎，说前线要一种更狠的炮弹，炸起来得让日寇骨头都发颤。吴运铎听完，站起来就接了。放在他的经历里看，这事不奇怪。那会儿的吴运铎，早不是普通工人了，身上带着伤，眼里也落了残，可部队一碰上兵工上的硬茬子，还是会想到他。 吴运铎祖籍湖北武汉，一九一七年生于江西萍乡，早年在安源煤矿做工。矿上的苦日子，把他的手艺磨了出来。一九三八年，受资本家迫害，他在党组织帮助下离开矿区，投奔新四军。原本他想拿枪上前线，可队伍把他留在后方，说得很实在，前线缺兵，后方更缺会修枪造弹的人。 新四军到了皖南云岭，敌人封锁得死，枪炮弹药缺得厉害。吴运铎被分到修械所，地方简陋得很，机器没有几台，台面也不齐整。可就是这么个地方，偏偏能把枪弄出来。一九三九年，叶挺带着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去看修械所，史沫特莱试了新制步枪，越看越纳闷，周围没见着像样机器，这枪怎么造的。吴运铎抬手指了指木凳、木桩、木板，说就是靠这些。外国记者听愣了。敌后兵工就是这么一回事，家当寒酸，活儿却得干成。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八日，吴运铎入了党。这个日子，后来越想越重。 一九四零年底，部队准备北移，他在检修设备时伤了脚踝，伤口拖得厉害，踝骨周围肌肉都烂了。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遭受重创。吴运铎在农户家养伤，部队一走，他躺不住，拄着拐杖去追，白天赶，夜里也赶，渴了就喝稻田里的苦水，装成难民穿过敌人封锁线，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了江苏盐城的新军部。 到了盐城，队伍的处境更让人揪心。弹药缺得厉害，一个战士才发五发子弹。有人把高粱秆切成一段一段塞进子弹袋里装样子，远远看着像还有底气，其实兜里空得很。军部让他去建子弹厂，他拖着伤腿连夜带人去了苏皖边界的小朱庄。那里偏，设备没有，原料也没有，他四处找、四处问，磨坏几十双草鞋，才把国民党建水闸剩下的钢材找出来，厂子这才有了模样。 厂里后来收到一批从日军手里缴获来的报废迫击炮弹，军部下了话，能修好的都得修。吴运铎没碰过这东西，只能硬拆，慢慢看门道。卡住他的，是雷汞。当地没原料，也没设备，只能从旧炮弹里往外提。这活儿凶险得很，稍有摩擦、撞击，就可能炸。吴运铎明白，可前线缺炮弹，他坐不住。 事故很快就来了。雷管突然爆炸，吴运铎左手四个手指被炸断，大拇指也去了一截，左眼几乎毁了。人送进医院，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要回厂里，前方等着炮弹。刚想往外走，一出医院门就摔倒，绷带崩开，血管也破了，又被同志们抬回去。等伤势稍稳，他还是回了兵工厂。后来，第一批修复好的迫击炮弹送上了抗战前线。 吴运铎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很朴素，多流一滴汗，战士就能少流一滴血。兵工这份活儿，说到底，拼的就是这个。 那几年，他带着人捣鼓出平射炮、枪榴弹、地雷这些新式武器，成了新四军对敌的一把硬家伙。毛主席、朱德等中央领导都知道了这个名字，叫他“枪炮大王”“兵工专家”。这几个字，不是捧出来的，是一声声炮响里砸出来的。 一九四七年，吴运铎和结婚两年的妻子陆平一道，乘小火轮冲破敌舰封锁到了大连，参与炮弹厂建设。厂房刚建起来，第一批炮弹就下线了。能不能送前线，还得看试爆。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他们试爆八枚炮弹，前面几枚都响了，到第七枚时，半天没动静。吴运铎和厂长吴屏周都急，同时起身往前冲。两人刚蹲下，炮弹猛地炸开。吴屏周当场牺牲，吴运铎再次身负重伤。 这次更惨。胸前的怀表被炮弹皮打得粉碎，左手被炸断，右腿炸残，右眼也伤了，几乎面临彻底失明。手术时没打麻醉，身上的弹片一块块往外取，疼得人几度昏迷。可他醒过来以后，惦记的还是厂里的事，干脆把实验室搬进医院。到一九四八年，他研制的引信和改良炮弹成批投入生产，源源不断送往前线。 吴运铎这一辈子，历经三次重伤，做了二十多次手术，全身上下留下一百多处伤痕，身体里还有几十块弹片。左手残了，左眼几乎失明，右腿也落下残疾。 到了一九五一年，他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周总理握着他的手，说他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一九五三年，他写成《把一切献给党》，发行五百余万册，还被译成二十八种文字。后来，雷锋受这本书影响很深，张海迪见到他时也说，这本书给了自己很大力量。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日，吴运铎离开人世。很多人再回头看他，记住的不只是伤疤和残肢，更是那个总想往工厂里爬、总怕前线断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