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独立后，大量科学家被中国“接纳”，而这些科学家来到中国后，不少人第一个要求竟然是：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然后第二个要求才是诸如待遇家人的问题，这给当时的我们极大的震撼。   设想一下你是个造国之重器的顶尖科学家，连家里暖气费都交不起，只能上街去开出租车糊口，这时候有人跨国来高薪挖你，你会提什么要求？   要钱要大房子，还是安排老婆孩子的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作为曾经的军工和科研重镇，一夜之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经济一落千丈，原本备受尊崇的顶尖科学家，瞬间从造国之重器的精英，沦为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系的普通人。 当时乌克兰科研人员的月薪只有200格里夫纳，折合下来也就65美元，这点钱别说支撑一家人的生活，就连冬天的暖气费都交不起。 更荒唐的是，不少能设计先进战机、研发核心军工技术的专家，被逼得放下手中的图纸和实验器材，上街开出租车糊口，甚至还有人靠倒卖家里的科研资料勉强度日。 就是在这样的绝境里，包括美国、以色列、韩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闻风而动，带着高薪、大房子的诱惑，扎堆去乌克兰抢人，一场没有硝烟的跨国人才争夺战悄然打响。 而中国也顺势加入其中，只是我们没想到，这些走投无路的科学家，来到中国后的第一个诉求，竟然不是要钱、要房子，也不是安排老婆孩子的工作，而是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能正常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份执着，给当时负责接待的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都穷到开出租车、交不起暖气费了，怎么还把党员身份看得比物质待遇还重？其实这背后，全是这些老科学家刻在骨子里的信仰和归属感。 这些乌克兰科学家，大多是经历过中苏友好年代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在苏联时期，跟着党搞科研、造重器，一辈子都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员身份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头衔，而是一辈子的荣耀和精神寄托。 就像普京至今还珍藏着自己的苏共党员证，坦言自己依然喜欢共产主义思想，这些乌克兰科学家也一样，苏联解体后，他们的党员身份被取缔，党组织也随之解散，那种失去精神支柱的空虚，比物质上的贫困更让他们煎熬。 有记者曾在哈萨克斯坦遇到过一群原苏共老党员，他们白发苍苍，依然偷偷保留着党证，甚至还在偷偷交党费，哪怕不知道该交给谁，这份执念，和来华的乌克兰科学家如出一辙。 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些科学家的坚守，不是空有情怀，而是用一辈子的行动践行的。 就拿参与过安-124、安-225运输机研制的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来说，他在乌克兰安东诺夫设计局工作了四十多年，是实打实的功勋设计师。 可苏联解体后，他不仅没了工作，还在基辅街头被人误认成骗子殴打，兜里只有一叠珍贵的设计图纸，连一分钱都没有，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想过放弃自己的信仰。 后来他来到中国，第一个提出的就是恢复党员身份，他说，钱和房子能解决温饱，但只有回到党组织，才能找到自己的根。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当时我们通过专门的引才政策，短短十年就引进了上万名乌克兰专家，启动了2000多个技术项目，其中绝大多数老专家，都是先提党员身份，再谈待遇问题，有的甚至直言，只要能参加组织生活，待遇少一点也没关系。 说起来也挺讽刺，那些西方国家挖人时，总以为靠高薪和物质诱惑就能拿捏这些顶尖人才，却忘了这些科学家一辈子追求的从来不是金钱。 他们曾在苏联时期，享受着稳定的社会保障，虽然物质不算富裕，但能安心搞科研，能为国家和信仰奋斗，可苏联解体后，这一切都化为泡影，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工作和收入，更是精神上的归属感。 而中国当时的发展环境，不仅能给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让他们的科研成果不至于被尘封，更能理解他们对党的信仰，满足他们恢复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的诉求。 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明有很多国家给出了更高的薪资，这些乌克兰科学家却偏偏选择来到中国，对他们而言，信仰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哪怕身处绝境，哪怕穷困潦倒，这份刻在骨子里的执着，也从来没有改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