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吃下堕胎药的张爱玲，在床上疼的直打滚。突然，孩子掉下来，她长舒一口气说：“终于下来了！”随后将孩子扔进了马桶里…… 1956年，这一年，36岁的张爱玲在美国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里，遇见了65岁的美国剧作家赖雅。当时的张爱玲，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憋屈。英文书稿被接二连三地退回，手头的积蓄眼看就要见底，曾经那个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天才作家，在异国他乡成了一个连温饱都成问题的边缘人。 赖雅呢？他年轻时确实才华横溢，但此刻只是个刚中风初愈、靠着每月52美元社会保障金度日的过气老头。这俩人的结合，怎么看都透着一股子凄凉。他们就像是茫茫大海里两个快要溺水的人，死死地抱在一起，企图从对方身上汲取最后一点温度。 没过多久，张爱玲发现自己怀孕了。 张爱玲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找好闺蜜炎樱帮忙。炎樱一听，头都大了，当时的美国，打胎可是处在法律边缘的危险事。最终，炎樱通过自己的美国上司，辗转要到了一个黑市医生的联系方式。 张爱玲和赖雅东拼西凑，凑够了400美元。在吃下那瓶连标签都没有、只粗暴写着“Abortion Pills”的药后，张爱玲经历了地狱般的一夜。剧烈的腹痛让她在床上翻滚，冷汗浸透了衣衫，她连大声呻吟都不敢。直到那个四个月大的、已经有了轮廓的男胎滑落，她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 在晚年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里，她借着女主角盛九莉的眼睛，毫无保留地刻画了那一幕：那是一个大约十寸长的男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就那么死死地盯着她。在恐怖到极点的一刹那，她果断按下了马桶的冲水钮。伴随着汹涌的水声，一切归于平静。 很多人骂赖雅自私，觉得是他逼着张爱玲打胎。确实，赖雅当时原话就是：“打掉这个东西，我们就结婚！”他连自己都养不活，根本没法承担一个父亲的责任。但你如果真懂张爱玲，就会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强迫她做她不想做的事。打掉孩子，彻头彻尾是她自己的选择。 张爱玲为什么如此抗拒成为一个母亲？这事儿，还得从她那千疮百孔的童年说起。 在张爱玲的字典里，“血缘”这两个字，往往和伤害、冷漠、背叛挂钩。她的父亲张志沂是个典型的遗老，抽大烟、娶姨太太，对她动辄非打即骂。1937年，仅仅因为继母的挑唆，父亲对17岁的张爱玲拳打脚踢，甚至抡起沉重的花瓶直接砸向她的脑袋。要不是老保姆拼死护住，她可能当场就没命了。在这期间，和她一母同胞的亲弟弟张子静，就那么冷眼旁观。 逃出父亲的魔窟后，她满心欢喜地投奔母亲黄素琼。结果呢？这位标榜着新时代独立女性的母亲，留给她的只有无尽的挑剔和羞辱。黄素琼嫌弃她笨拙、不会交际，甚至在她靠自己赚到第一笔800块稿费时，怀疑那是她“卖身”换来的钱，强行冲进浴室对她进行“清白鉴定”。 在那一刻，张爱玲对亲情的所有幻想，被彻底碾成了齑粉。 她太了解自己了。她深知自己骨子里的冷漠与决绝，她甚至在心里盘算着如何报复母亲的冷血。她曾毫不留情地把两根金条拍在母亲面前，彻底买断母女情分；母亲临终前想见她最后一面，她也只是冷冷地寄去100美元打发了事。 一个连亲生母亲都能如此决绝对待的女人，怎么敢奢望自己能当一个好妈妈？她恐惧生命无限制地延续下去，恐惧那种“变坏，变得更坏”的无力感。她把孩子冲进马桶，某种程度上，是切断了悲剧轮回的可能。她不愿意让一个无辜的生命，重温自己曾经历过的地狱。 在对待感情和生活的态度上，对张爱玲影响最深的，其实是她的姑姑张茂渊。姑姑是个活得极其通透、自在的人。张爱玲和胡兰成纠缠不清时，大家都劝她回头是岸，姑姑却只淡淡地问了一句：“太太跟着来了么？”姑姑的态度很明确：你选的路，你自己承担后果，别人无权干涉，也帮不上忙。 张爱玲完美继承了这种“极致的冷眼旁观”。她接受了赖雅的老与病，接受了生活的穷与苦，也平静地接受了自己亲手终结一个生命的事实。 孩子打掉后没几个月，赖雅就再次中风了。为了给丈夫治病糊口，曾经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民国大小姐，开始疯狂接稿，翻译那些枯燥乏味的文件。她活成了一座孤岛，在异国他乡的廉价出租屋里，独自吞咽着生活的粗糙与苦涩。 1967年，赖雅去世。张爱玲彻底切断了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开启了她晚年那段著名的“流浪”生涯。为了躲避一种只有她自己能感觉到的“跳蚤”，她在洛杉矶疯狂搬家，几年间竟然搬了180多次。她的房间里空无一物，只剩几个随手能拎走的纸箱，连写字都趴在纸箱上。 1995年中秋节前夕，洛杉矶的警察破门而入。张爱玲躺在行军床上，已经离世多日。她走的时候，穿着那件赭红色的旗袍，房间里干净得没有一丝多余的牵挂。没有遗嘱，没有亲人，骨灰最终被撒入了茫茫的太平洋。 那个在1956年被冲进下水道的孩子，那个让她耗尽心血的赖雅，那个一生都在互相折磨的母亲，最终都在这片海水中，和她达成了最后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