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军召开宴会，一个军统特工趁机混入其中，他拿出了一包剧毒，悄悄撒进酒里，过了不久，几十名日军将毒酒一饮而下！ 詹长麟，1913年出生，因为家里穷，15岁就跑去参加了蒋介石的国府警卫师。小伙子聪明伶俐，被师长俞济时看中，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 到了1934年，军统的前身“复兴社”开始在南京布局。特工王高科看中了年仅21岁的詹长麟，顺水推舟将他介绍到日本驻南京总领馆当仆人。仅仅十几天后，经过一场秘密交谈，詹长麟正式化名“袁露”，成为军统南京区的65号情报员。 在日本人眼里，这个叫詹长麟的中国小伙子干活极其勤快，办事妥妥帖帖，毫无反骨。因为这份“老实”，日本人甚至同意让他把哥哥詹长炳也介绍进领事馆工作。顺理成章地，哥哥也被发展成了潜伏特工。 兄弟俩就这么借着端茶倒水、打扫卫生的日常，悄无声息地摸清了日军的活动规律。 潜伏的日子异常煎熬。到了1937年，南京城沦陷，日军的铁蹄踏碎了无数人的生活。根据相关的历史资料记载，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詹长麟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在混乱中惨遭杀害，他自己也被抓去做苦力，受尽非人折磨。 大伙儿想想，看着满目疮痍的家乡、流离失所的同胞，再想想自己惨死的妻儿，这种恨意该有多深？侥幸逃脱后，他心里的仇恨如同野草般疯长。他主动找到军统组织，强烈要求参与更直接的抗日行动。 每天在食堂工作，面对日军的呵斥刁难，甚至还要听着他们吹嘘屠杀暴行，詹长麟必须强行压下心头的怒火，继续装作那个唯唯诺诺的仆役。这种心理上的千刀万剐，寻常人根本扛不住。 机会终于在1939年6月初降临。詹长麟在给日军书记官船山打扫房间时，敏锐地瞥见了一封机密信件。信上写得清清楚楚：6月10日晚，日本总领事崛公一将设宴款待来视察的外务省政务次长清水留三郎。陪客名单简直是个“大鱼塘”，几乎囊括了当时日本驻南京“华中派遣军”的所有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等一众大汉奸。 情报火速传回军统南京区，上峰当即拍板：下毒，把这帮日寇和汉奸一网打尽！ 此举绝无单打独斗的莽撞，背后全赖军统南京区精心布下的反侵略大局。行动小组专门准备了标有“USA”标识的剧毒氰化钾。这东西毒性极强，为了精准把控剂量，行动前甚至特意用猴子做了活体试验。 为了斩断兄弟俩的后顾之忧，宴会前的清晨，军统特意安排詹家老小在鱼市街的中华菜馆吃了顿团圆饭。饭桌上没人多说一句离别的话，但每个人心里都如同明镜一般，清楚这顿饭的沉重分量。随后，全家人被秘密转移到八卦洲隐蔽。 1939年6月10日，宴会如期而至。因为詹长麟深得日军信任，厨房的钥匙都在他手里。日本人为了显摆，特意让詹长麟去南京有名的老万全酒家买回了四坛绍兴黄酒。 下午，趁着四下无人，詹长麟把藏在衣角暗袋里那包冰凉刺骨的氰化钾粉末拿了出来。他手腕飞速一扬，毒药悄无声息地落入温酒瓶中，再兑入黄酒摇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沉稳得就如同日常添酒，没露出一丝破绽。 晚上开席前，他更是一杯一杯地将毒酒亲自倒好，确保每一个日伪政要的杯子里，都盛满了中国人的复仇怒火。 晚上7点，宴会准时开席。日军端着酒杯肆意谈笑，汉奸们在一旁点头哈腰。詹长麟眼看毒酒上桌，立刻捂着肚子谎称要去买胃药，转身脱下工作服，骑上自行车从后门狂奔撤离。 酒液入喉刚过十几分钟，药效发作了。 领事馆书记官宫下脸色铁青，“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船山紧跟着口吐白沫滚落椅子。紧接着，有人感到头晕恶心，浑身抽搐。随着一声“酒里有毒”的凄厉尖叫，富丽堂皇的宴会厅瞬间沦为人间地狱。哭喊声、怒骂声、挣扎声混作一团，几十名日伪要员接二连三地倒下，场面彻底失控。 那边的宴会厅乱作一团，这边的詹氏兄弟正在经历生死逃亡。两人在傅厚岗会合后，火速赶往燕子矶江边，跳上提前备好的小船。刚要开划，两艘日军小火轮就打着刺眼的探照灯巡逻过来了。 船夫急忙把船撑进芦苇荡，三人连大气都不敢喘。虽然史料没写他们水性如何，但可以想象当时的绝望与凶险——一旦暴露，唯有同归于尽。万幸的是，日军并未察觉。凌晨时分，兄弟俩成功摸过江，抵达徐家洼据点。 这场投毒案最终导致宫下、船山两名书记官毒发身亡，梁鸿志等汉奸虽捡回一条命，但也遭受了重创。虽然没有造成大规模死亡，但这杯毒酒的震慑力是空前的。 它狠狠扇了日军一记耳光，让沦陷区的百姓看到了侵略者必将付出代价的希望。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魏特琳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场混乱；日军将领冈村宁次也在回忆录里咬牙切齿地提到了这起让日本军方颜面扫地的案件；重庆《中央日报》更是连发4次报道，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 詹氏兄弟绝非天生的特工，他们仅仅是恨透了侵略者的暴行，才敢在虎穴中毅然亮剑。他们没有选择退缩，用最惨烈、最决绝的方式发出了属于受害者的血泪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