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徐悲鸿在香港时，遇到一个德国人售卖四箱古画，当徐悲鸿看到第三箱时，突然大喊一声：“下面的不看了，我就要这一件！”对方开口就要1万元，徐悲鸿却不假思索的同意了。   1937年的香港，那年他到香港办个展，住在许地山家里，许地山夫妇知道他这阵子总爱翻古画册，就顺嘴提起一件事：有位马丁夫人，最近正打算把父亲留下的一批中国书画出手，这位马丁夫人的父亲，早年做过驻华外交官。   那个年代局势混乱，他手里收来的中国字画不少，攒成了四大箱，马丁夫人并不算真正懂行，卖这些东西，说白了，就是要把遗物换成现钱，徐悲鸿一听就去了，到地方，四只箱子摊开，画一幅幅往外拿。   前两箱多是明清一路的山水，笔墨不差，规矩也足，可他一直没点头，直到第三箱，一卷深色绢本刚露出来，他整个人像被什么钉住了，许地山女儿后来回忆，说徐先生那时手都在发抖，你想想，一个见惯名迹的人，忽然失了平日的沉稳，这里面就不只是“喜欢”两个字了。   画卷展开，人物一长列，足有87位，衣纹像风里浮着，线条细而不断，画面没署名，却有一种很难伪造的古意，徐悲鸿盯着它看了很久，直接把话撂下：后面的不用再看，就这一卷，马丁夫人开价1万元。   放在1937年，这不是小数目，够普通人挣很多很多年，徐悲鸿手头现金又不宽裕，于是除了钱，还把自己的7件作品搭进去，其中还包括《奔马》以及《愚公移山》的草稿，这样的交换，外人看着都得愣一下：拿成名作去换一件无款白描，值吗。   他显然觉得值，而且是非换不可，画到手以后，徐悲鸿没急着收起来，反倒请来张大千、谢稚柳一同看，真正的高手，讲话往往不绕，张大千拿它和《朝元仙杖图》做比较，意思很明白：这卷的气象更接近盛唐。   谢稚柳则从线描和壁画技法一路往回推，判断它至少和吴道子这一脉关系极深，甚至可能逼近画圣手笔，这一下，画的分量就彻底变了，徐悲鸿当场刻了一方印，四个字：悲鸿生命，中国书画圈里，印不是随便盖的。   尤其这种近乎把自己押上去的印，等于公开表态：这不是一般收藏，这是我认定要护住的东西。   1938年，他应泰戈尔邀请去印度讲学，路过香港，专门为这卷画做精印本，说到底，就是给它留个替身，真迹万一有闪失，至少图像还在，再后来，战乱一路逼近，交通断裂，城市失守，他带着画辗转漂泊，海上晃了40多天。   到了香港，第一件事还是整理、重印、装裱，连去新加坡办展筹款时，他都不敢随便放，只能托银行保管，甚至在重庆躲警报，他进防空洞前还得先确认画箱锁好没有，说他痴吗，还真不是，那时他已经很清楚，这卷画对中国绘画史意味着什么。   1942年5月，昆明空袭，人人先保命，警报解除，他回到办公室，木箱已经被撬开，30多件作品被一扫而空，《八十七神仙卷》就在其中，徐悲鸿当场就倒下了，后来人们常说他“受刺激太大”这话其实还说轻了。   那不是丢了一件藏品，而像是有人当着他的面，把他认定必须留给后人的一截文脉硬生生掐断了，醒来以后，他吃不下、睡不稳，血压直冲上去，人也迅速憔悴，学生看他对着空箱子发呆，嘴里反复念着那幅画不见了，谁都劝不动。   两年后，事情突然有了线索，学生卢荫寰在成都见到一幅疑似真迹的画，徐悲鸿想去，又不敢去，一旦惊动了对方，画很可能立刻被藏、被拆，甚至被毁，这时候，一个自称“刘将军”的人跳了出来，说他能帮忙斡旋。   条件20万元现金，这个价码，放到当时的重庆，足够买黄金地段好几栋楼，可徐悲鸿没退，他只有一个念头：画先回来，钱之外，对方还往上加码，要10幅新作，等于把他半年的创作能力一口吞下去。   徐悲鸿那时身体已经不行了，还是硬撑着画，常常一天只睡三四个钟头，学生看他咳得站不直，都说不值得，他回得很硬：这不是我个人的东西，这是祖宗留下来的，最后，钱给了，画也交回来了，打开卷子，他先看的是那方印“悲鸿生命”还在。   绢本虽有磨损，主体却基本无大碍，很多人后来才知道，这个所谓“刘将军”，从头到尾就是个骗局，索价、加码、交涉，都是一套戏，但徐悲鸿没揪着骂，他甚至有种近乎反常的平静：人可以骗我，只要画别毁，就算了。   到这里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他守护的根本不是一件“私人珍藏”而是一种文化上的不甘心，外国人手里流出的，盗贼手里转过的，战火中差点灭失的，他都想一把一把夺回来。   1953年，徐悲鸿因脑溢血去世，临终前，他交代廖静文，把自己的画、藏品、书籍，全都捐给国家《八十七神仙卷》自然也在其中，这件事最打人的地方就在这儿。   1937年，他用自己的钱和自己的作品把它换回来，1942年后，他又拿健康、积蓄和创作去把它赎回来，到了生命尽头，他却没有把这卷“命根子”留给家里，而是交了出去，这才是“悲鸿生命”四个字真正的落点。信息来源：《我是落花生的女儿》、《1937年,徐悲鸿在香港时遇到德国人卖画,倾尽全部钱财也要买下古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