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于右任专程从台湾赶回重庆接妻女，到了门口才知道，妻女几天前刚去了成都。1949年秋，一个老人站在重庆一栋空屋的门口，邻居告诉他，你妻女等了你好些天，前几日刚去了成都。 于右任站在那里，没说话。他七十多岁，从台湾跨海而来，一路上不知道换了几趟车，磨破了多少鞋底，就为了见结发妻子高仲林和长女于芝秀一面。 结果门是锁着的，人已经走了。 这一生，于右任不是没经历过大风大浪。1903年冬，他在三原印了一本《半哭半笑楼诗草》，里头有句话影射慈禧太后，被三原县令德锐上报给陕西巡抚升允，升允随即奏请清廷，清廷下密旨：无论行抵何处，拿获即行正法。 那年于右任才二十四岁，幸亏三原盐店街一位叫李雨田的药材店经理探到消息，派人赶在缉拿公文之前通知他，他才从开封脱身，坐船南下。 船到南京，他上岸遥拜明孝陵，留诗一首，其中有句"亡命南来哭孝陵"，那时候他心里装的，是家国存亡。 逃到上海后，于右任化名刘学裕，在震旦学院读书。1906年他赴日本，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从此彻底走上革命道路。清廷一纸通缉令，没能杀掉他，反把他推进了历史深处。 加入同盟会之后，于右任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报。1907年，他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创刊八十天，邻居失火，报社付之一炬。 他没停，1909年办《民呼日报》，很快被清廷以控告为由赶出英租界。停刊两个月后，他又在法租界办《民吁日报》，这回是因为刊登了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相关报道，遭日方抗议被查封。 1910年，他再办《民立报》，以宋教仁、张季鸾为骨干，成为同盟会在国内最重要的舆论阵地。有人说，《民立报》一支笔抵十万毛瑟。 毛泽东后来告诉记者斯诺，他人生中看到的第一份报纸，就是于右任办的《民立报》，称其为"民族革命的报纸"。四份报纸，四次被查封，这是于右任拿命换来的革命事业。 抗战胜利后，于右任盼的是两党和谈、天下太平。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他以监察院院长身份，在家中设宴款待中共代表团，公开表达对和平建国的支持，是国民党元老中罕见的举动。 他对当时国内局势的判断，和他一生的主张是一致的：战争只会让百姓受苦，统一才是出路。 1949年，局势急转直下，国民党政权溃败，于右任被强行带上飞往台湾的飞机。他以为自己还能回来，以为还能把高仲林和于芝秀接走。 高仲林跟他相伴几十年，一生勤俭，从未抱怨，乱世中她在重庆守着门窗等他，日复一日，等到实在等不下去，才和女儿动身去了成都。 两边都在等对方，两边都收不到消息，最后只剩一扇锁着的门。 于右任当时没有停下，立刻动身追往成都，沿途交通管制一层接一层，消息断了，人也找不到。1949年11月29日，重庆解放前一天，他被强行带上飞机，再次离开大陆。 这一次，他心里清楚，大概是最后一次了。 此后于右任在台湾独居，无儿无女在旁。晚年他每日登高远望，望的是大陆方向。1962年，他在日记里写下遗愿，要葬在高山之巅，能永远朝着大陆的方向。他写下《望大陆》，手稿据说被泪水浸湿过。 高仲林和于芝秀留在大陆，守在故乡，等了几十年，也没等到那场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