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我国外交官何存峰乘坐美国客机飞往纽约，在飞行途中，何存峰去了一次洗手间，回来却发现随身携带的外交邮袋不翼而飞，外交邮袋中装着绝密文件，这次的任务就与文件有关，他向美国机长提出交涉，被美方粗暴地拒绝了。 那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五号，上午九点十分左右。   一架从美国西海岸飞往纽约的泛美航空公司PA72航班，正平稳地飞行在万米高空。   机舱里挺安静，大多数人都在休息，或者看着前面小屏幕上的影片，一副旅途闲暇的模样。   可这份平静下，正酝酿着一场关乎国家机密的较量。中国外交信使何存峰和同事杨水长坐在C舱二排，两人脚边都放着一只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邮袋”字样的包裹，上面还封着带国徽的铅封，里面装的是绝不能外泄的国家机密文件，这趟行程的唯一使命就是确保这些文件安全抵达纽约。   何存峰心里一直绷着弦，外交信使的规矩就是“人在邮袋在”，这不仅是纪律，更是对国家的承诺。飞行四十分钟后，机舱里开始放电影，杨水长说自己在旧金山没睡好，把看邮袋的活儿推给了何存峰，自己倒头就睡。 何存峰一边留意着屏幕，一边时不时低头看看脚边的两只邮袋，不敢有半点马虎。过了二十多分钟，何存峰实在想去洗手间，就推醒杨水长，反复叮嘱他看好邮袋，得到肯定答复后才起身离开。 可短短几分钟后，当他快步走回座位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浑身血液都快凝固了——杨水长不见了，两只至关重要的外交邮袋也跟着不翼而飞！   何存峰当时脑子“嗡”的一声，第一反应就是出事了。他立刻在机舱里来回寻找，257个座位挨个看了一遍，每个角落都翻遍了，连杨水长和邮袋的影子都没见着。 他想起飞机上连着驾驶室有个唯一的“阁楼”，说不定人被藏在那儿，刚要往上冲，就被两名美国保安死死拦住。 何存峰英语不好，赶紧找了同舱一位英语流利的中国旅客当翻译，跟美方交涉，可那些保安态度特别蛮横，一口回绝了他的要求，这更让何存峰确定，这事绝不是简单的失踪，肯定是杨水长出了问题，而美方早就知情。   很快，一位美国空姐拿来了一个手提袋，里面装着何存峰的护照、机票，还有两人出差带的零用钱，最刺眼的是里面夹着一张杨水长写的字条。 真相一下子戳破了，这个共事的同事，竟然趁着他离开的几分钟，带着国家的绝密邮袋叛逃了！ 何存峰又气又急，胸口像堵了块大石头，可他知道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在人家的飞机上，对方人多势众，硬来肯定不行，只能靠着国际法和外交原则，跟他们据理力争。   他让翻译清清楚楚地告诉美方：“外交邮袋受国际法保护，任何人都不能扣留或开拆，这是《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明明白白写着的规矩！” 他义正词严地要求美方立刻交出杨水长和外交邮袋，警告他们要是敢破坏规矩，就得承担所有后果，还得影响中美两国的关系。 可美方根本不当回事，反而直白地说杨水长申请了“政治避难”，不愿意再见到他，甚至编造了飞机引擎出故障的谎话，要把飞机改降到芝加哥机场。   何存峰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就是美方的阴谋，想借着改降的机会，把邮袋弄到手，说不定早就打了机密文件的主意。他当场提出抗议，没想到还被美方人员推搡了一把，这更激起了他的斗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算拼了命，也不能让国家的机密落到美国人手里，邮袋必须完好无损地带走。   下午一点半，飞机降落在芝加哥国际机场。机长终于露面了，寒暄没两句，何存峰就直截了当地戳穿了他们的把戏：“我知道我的同事和邮袋都被你们藏在‘阁楼’里，现在请你们立刻交出来，让飞机继续飞往纽约，这是你们必须做的。” 机长还在狡辩，说杨水长要带着邮袋去台湾，何存峰马上反驳：“他是在执行公务，国家信任他才让他当信使，根本不存在什么‘政治避难’的说法！现在他叛逃了，早就没资格碰外交邮袋了，这邮袋只能交给我这个合法信使！”   美方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提议让何存峰下飞机，当面监督杨水长拆封邮袋，之后再换机去纽约。 何存峰一听就火了，这不是明摆着违反国际法吗？他斩钉截铁地拒绝：“外交邮袋不能开拆、不能扣留，这是全世界都承认的规矩！你们要是敢拆，美国政府和你本人都得负全责！我是这趟航班的旅客，目的地是纽约，不到地方，我绝不下去！”   何存峰凭着一股韧劲，硬是跟美方僵持了好几个小时，美方见他态度坚决，又知道理亏，要是真闹大了，他们也没法收场，最后只能服软。 一位美国官员走到何存峰面前，不情愿地说：“你胜利了。”当何存峰终于再次见到那两只熟悉的外交邮袋，检查了铅封完好无损后，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而那个叛徒杨水长，被两名警察带走了，后来有人在纽约街头见过他，孤身一人，精神萎靡，三十多岁的人看着跟五十岁似的，只能住在难民营里，无所事事，这就是叛徒应有的下场，背叛国家的人，从来都没有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