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贺子珍在上海溘然长逝，她生前最后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将自己的骨灰葬在北京，然而由于她身份特殊，上海政府部门不知该如何处理，邓小平同志一句话直接定下！ 1984年4月，上海那通电话打到北京时，气氛就不对了。 李敏当时自己也在病中，正躺着休息，听见“病重”两个字，人一下坐了起来。 票已经备好，全家立刻动身，不是商量，是催。等一家人赶到上海，屋里的空气像是凝住了，连说话都得压着声。4月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脏停止了跳动，75岁。 可人刚走，后头的事就压上来了，而且不轻。 上海市委很快派人来向遗体告别，也慰问家属。照理说，接下来该安排后事了，偏偏最难的，也正是这一桩。贺子珍的骨灰放在哪里合适，葬礼按什么规格办，谁都不敢随便开口。 她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老人，她的身份、经历、资历，都摆在那里。事情办轻了，不妥当，办重了，也有人会掂量。 上海方面一时拿不准，只能把情况报到北京，请示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同志听完，没有绕弯子，直接定下：“我们北京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一句话，干脆，稳，也有分量。熟悉情况的人都明白，八宝山公墓一室，不是谁都能进去的，那是最高领导同志骨灰安放的地方。 话落下来，规格就定了，态度也明了了。 上海这边原本悬着的一口气，这才慢慢放下。说到底，这不只是后事安排，更像是一个时代对贺子珍一生的正式安顿。 真要把这件事看透，不能只盯着她去世那几天，贺子珍晚年的路，走得很苦，苦得有点发涩。 1976年10月，那股折腾了多年的人被粉碎后，贺子珍和女儿李敏一家脸上，才算露出了久违的笑。她那年已经68岁，满头白发，年纪摆在那儿，心气却没老。别人到了这个岁数，想的多半是安安稳稳过日子，她不是。她还惦记着，能不能趁着局面好转，再出来做点工作。这个念头看着普通，分量却不轻。经历过那么多坎坷，还想着“做事”，这不是嘴上说说，是她心里那股劲还在顶着。 1977年，她去了福建，探望已经“解放”的哥哥贺敏学。兄妹相见，本该是件高兴事。回到上海后，她心里还装着打算，正准备鼓起劲重新往前迈，不料病一下扑上来。早晨醒来，她发现左手左脚不听使唤，嘴里说话也含混不清，呜呜哇哇，急得人心里发凉。身边工作人员赶紧把她送到华东医院，医生检查后下了诊断，中风，左肢偏瘫。 这一下，打得太重了。 人还没从这记闷棍里缓过神，医生又查出糖尿病。一个来得猛，一个缠得久，两样病压到一块，换谁都难受。贺子珍那回是真伤了心，忍不住掉泪。刚想着能重新出来工作，身体却先垮了，这种滋味，不是一般的憋屈。中风也好，糖尿病也好，放在当时都不是容易根治的病。 那一阵子，她确实有些灰心了。 不是没韧劲，是病来得太狠，连最基本的行动都受了影响。人一旦被困在床边，许多念头都会慢慢往回缩。贺子珍也一样，她一度觉得，往后的日子，怕是只能跟病床打交道了，想重新工作，多半成了空想。 偏偏就在这时候，事情有了转机。 上海市委一位负责人带来消息，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决定增补她为政协委员。 这个消息，对病中的贺子珍，不只是一个职务变动，更像是忽然有人把窗户推开了一道缝。她为什么会被增补进去，不是平白无故。1979年初，孔从洲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反映贺子珍的情况。 孔从洲是毛主席的亲家，也是李敏的公公。 信里说得很清楚，贺子珍是老同志，长期受迫害，不该被这样搁着。邓小平同志很快作出批示，肯定了这个建议。 贺子珍自己也争气，她在医院里常对医护人员说，自己还要工作，还想为四个现代化出力，希望大家帮助她恢复健康。病来了，她认，可她不服。她配合治疗，认真锻炼，身体也一点点恢复，不像最初那样虚弱得让人揪心。 1979年9月，一架专机把她从上海接到了北京。 一下飞机，就被送进301医院高干病房。到北京后，她继续治疗，也继续锻炼。等情况稍稍稳定，她提了一个请求，要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组织批准了。她去了，看完回来，就没再提别的要求。 这一段，其实最见她的心。 她去北京，不只是看病。身体是病着的，心里却一直有一根线拴着。晚年的贺子珍，能放下的都放下不少了，偏偏这一件事，她放不下。她想去看看毛主席，她去完纪念堂后，整个人像是也安静下来。此行最重要的事，已经办了。 她在北京住了一年多，后来回到上海。 病情虽说有些好转，重新工作的希望却越来越小。年纪在那里，病根在那里，人终究没法一直跟身体较劲。到了1984年春天，她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4月25日，上海龙华公墓大厅举行了贺子珍遗体告别仪式，许多领导人物送去花圈。 场面很庄重，也很静。真正让人记住的，不只是这些花圈，不只是大厅里的告别，更是那句拍板的话。北京的领导人都送花圈，骨灰放一室。 短短一句，把原本左右为难的事定住了，也给贺子珍这一生，落下了一个迟来却郑重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