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与民国名媛张太真共进下午茶时的一幕，特别的惬意。 胡适这人，真有点拧。 名气早就大了，学界领袖，新文化旗手，写文章有声有色，站上讲台更不含糊。 可一碰到“做官”这事，他往后缩得比谁都快。北洋政府请过他，他丢回去五个字，干不了，谢谢。后来别的人再来请，他照旧不接。不是拿架子，是真不愿把自己塞进官场那只大口袋里。 偏偏一九三八年夏天，世道不让他清静了。 七月二十日，胡适途经法国夏浦，接到蒋介石电报，要他出任驻美大使。 照他的脾气，第一反应还是推。 推辞的话都想好了，大意无非是自己疏懒惯了，担不起这样重的外交差事。可这边还没把回电拍出去，那边催电又追上来了。 犹豫了一个多星期，他还是答应了。 刚到美国时，胡适对自己这份差事，其实还没完全理顺。他给孔祥熙发电，说外交最重要，借款、购械、宣传、募捐这四件事虽也重要，最好由政府另派专员负责。 问题在于，那时的中国根本没条件挑三拣四。 武汉、广州先后失守，国际处境越来越窄，驻美大使馆不可能只管礼仪，不可能只说场面话。你不借钱，不争援助，不去敲美国社会的门，日子就更难熬。 说到底，胡适最拿手的，还不是官场那一套。 他真正厉害的，是一张嘴，是演讲，是把道理讲进别人心里。年轻时在美国读书，他就拼命练演说，练得太凶，连学业都受了影响，奖学金一度被停。 兜兜转转，这门本事到了抗战年月，反倒成了硬家伙。 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记，胡适在美期间，除去生病那阵子，在美国、加拿大做了两百多场演说。 胡适心里明白，美国是民主体制，政府里有人同情中国，不等于政策就能立刻转弯。 没有民众支持，很多事都推不动。得先把美国人说动，让他们知道中国在扛什么，也让他们明白，帮中国不只是讲义气，也是替美国自己守门。 一九三九年秋天，胡适几乎像上了发条。 十月六日，在匹兹堡大学孔子纪念堂揭幕时演说。十月十日，在纽约世界博览会讲“双十节的意义”。十月三十日，在华盛顿中国协会的招待宴会上讲“我们还要作战下去”。十月三十一日，又讲中国抗战越久，地位越强。十一月十一日，批评国联无力执行职权。 十一月二十三日，还在新港谈中日战争。一场接一场，真是连口气都顾不上喘。他反复要讲清楚两层意思。 中国牺牲很大，流的血不少，可绝不投降。援助中国，也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 这种打法见效，也招眼。 演讲太多，使馆里的日常事务难免顾不过来。 国内一些人看着不顺眼，就开始拿流言做文章。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就有人指责胡适，说他在华盛顿讲过“粤汉陷落后，中国态度曾发生动摇”，还说过“军队已退入内地，不能再作阵地战”之类的话。 倒是日本人，看得更透一些。 胡适日记里收过《日本时报》的一篇报道。日本方面骂得很冲，说胡适不恰当地利用外交职责，想唤起美国民众对日本的仇恨，还想把美国拖进战争。 骂得越狠，越说明他戳到了痛处。要不是起了作用，人家犯不着跳脚。 胡适也不是只会说。他到任后，和陈光甫一道，促成了两笔很关键的援助贷款。一笔是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桐油贷款”，一笔是二千万美元的“滇锡贷款”。那时中国正处在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后的艰难处境里，这两笔钱相当要命。 事情能办成，靠的不是胡适一个人。 国际局势变化是大前提，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有援华意图，陈光甫和美国财政官员的私交、专业能力也很关键。胡适的作用，在于外交斡旋，在于把气氛推起来，在于让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抗战有更直接的认识。 后面更见真章的，是他对美国“中立法”的游说。 余英时统计过，仅一九三九年三月，胡适日记里关于游说“中立法”的记录就有八条。八条背后，不是一支笔随手记几下那么简单，是一趟趟见人，一次次磨嘴皮，一回回试探风向。 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局面已经很绷了。 美国一度想同日本签个“临时协议”，允许日军留驻越南北部二万五千人，美日有限恢复通商，条件是日本不向太平洋扩张。胡适一听就急了。 日军若钉在北越，滇缅路就悬了，那可是中国一条命脉。他当即去问美国国务卿赫尔，三个月协议期内，日本若再进攻中国，谁管？赫尔答得含含糊糊。蒋介石也急电胡适，明说一定要阻止这个协议，因为美国对日封锁只要松一点，中国抗战就可能出大问题。 胡适和宋子文一同去见罗斯福，谈得很硬。 他甚至在罗斯福面前发了火。像胡适这样讲分寸的人，被逼到这个份上，可见事态已经不容含糊。后来，美国拒绝了这个妥协方案，丘吉尔也持反对态度。再往后，美国提交给日本的方案里，明确只支援重庆国民政府，不支持中国境内其他政权。谈判表面还在拖，门其实快关死了。 珍珠港遇袭那天，胡适正好与罗斯福会面。 胡适急忙电告国内。 他心里很清楚，中国独撑苦熬这么久，终于等到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