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北大校长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顿时社会上舆论哗然。有人说: “他娶妻纳妾，生了8个子女，却叫我们计划生育”！ 一九五七年，马寅初把《新人口论》摆上台面，北大校园里一下起了风。风还不小。有人听完，脸就沉了，转头便挤出一句难听话：一个旧时娶妻纳妾、生了八个子女的人，也配来讲计划生育？这句讥刺，真够扎耳朵。它厉害就厉害在，不跟你算人口，不跟你谈粮食，也不碰教育、医疗这些硬邦邦的现实，只揪住你的旧账，狠狠干一下。 热闹立刻有了，火药味也上来了。 马寅初偏偏就是这样一个身上带着矛盾的人。 他生于一八八二年，浙江嵊州人，家里开小酒馆。父亲算盘打得很实在，儿子读几年私塾，识几个字，会算账，往后守铺子，日子就算稳了。马寅初不肯。他是那种认准一条路就往前拱的人，嘴上话不多，骨头却硬，死活要读书。后来去了上海，路子越走越宽，考进北洋大学，又拿到公费留学名额，去耶鲁，进哥伦比亚大学，最后拿下博士学位。那篇论文在美国还闹出些动静，学校有意留他任教，他没留下，转身回国。 这人读书，不是为了把自己抬进高门大院，也不是想挂个金字招牌好看。他心里装的，明显不是小日子。 偏偏他过过的日子，又很旧，很旧。 早在考入北洋大学那年，家里已经替他定了婚事，对方叫张团妹，是同村女子。没念过多少书，性情倒稳，手脚也勤快，属于那种往灶台边一站，家里就不慌的人。马寅初不是什么风月才子，对婚姻也没那么多花架子，觉得这姑娘能过日子，也就认了。婚后第二年，张团妹生下一个儿子，家里正欢喜，没想到孩子高烧夭折。这一下，喜气像被冷水兜头一浇，屋里很久都缓不过来。再往后，张团妹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 女儿本没什么不好，坏就坏在那个年月的老规矩。老人盯着“传宗接代”四个字，眼珠子都发直。马家父母急，张团妹自己也急，觉得没给马家续上香火，像欠了什么。那股旧礼法，黏在人身上，真像湿棉袄，甩都甩不开。劝来劝去，马寅初点了头。 一九一七年，他纳了妾。 最让人发愣的细节也在这一年。直到进门那天，他才晓得，这个姑娘竟是自己大女儿的同班同学，比他小二十二岁，当年才十三。今天回头看，这事很刺眼，说得重些，甚至叫人心里发堵。可把它丢回当年的社会里，又确实不是孤零零的一桩怪事。 旧时代有时就这样，荒唐的东西披了层礼法外衣，竟也能堂而皇之摆上桌面。 马寅初纳妾后，并没把正妻撂开。 他待张团妹仍跟从前差不多，外出还常把妻妾都带在身边，三个人一道散步。旁人看着新鲜，胡适也看见了，还写进日记。到一九二二年八月十日，胡适记下与马寅初同去公园，说他身体强健，每夜洗冷水浴，又写到“一妻一妾”那点事。胡适写这几句，到底是调侃，还是心里有点发酸，谁也说不准。 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马寅初的家事，在当年并不是没人知道的私密。 后来，小妾生了二儿二女，张团妹又生了一个女儿。 连同早夭的长子，马寅初一生共有八个子女。这个数字，后来被人反复拎出来，像拎一根棍子，专等着往他头上敲。 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的人生已经翻到另一页。 他先后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成了学界里分量很重的人物。到了这个时候，他盯着的，已经不是自家灯下那几口人，而是一个国家的人口、资源和前路。一九五三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后，他发现问题不对劲了。 新中国成立仅四年，人口已从四亿增到六亿。 照这个势头推下去，五十年内，全国人口可能达到二十六亿。 这不是吓唬人。人一多，饭要吃，学要上，病要治，地要种，屋要住，哪一样都不是凭空变出来的。许多人只觉得人丁兴旺是喜事，马寅初却从数字里看见压力，从热闹里看见隐忧。也正因为这样，他提出控制人口数量的主张，写出了《新人口论》。 麻烦也就来了。 不少人根本不愿跟他讨论人口普查，不愿细看资源承受能力，也不想碰那个越来越扎手的现实，只抓住一句最顺嘴的话骂回去：你自己都做不到，凭什么教别人？这类话，听起来痛快，传起来也快，像街头吵架，抄起什么就往外扔什么。可真要掰开了说，它又经不住细想。马寅初纳妾，是一九一七年的旧习俗、旧家庭、旧伦理一起挤出来的结果。 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是新中国成立后，基于人口普查和国家压力作出的公共判断。 两件事都发生在他身上，却不是一回事。 很多人爱用一个人的旧生活，去堵他的后来之言。这样省事，也过瘾。 可历史偏不这么简单。 旧时代活过来的人，不一定只能说旧话。私人生活有瑕疵的人，也未必看不见公共问题。马寅初最难得的，不是他身上没矛盾，恰恰是他带着矛盾，还敢把问题摆出来。 明知会挨骂，还要说，这就不是轻飘飘一句“嘴硬”能概括的了。 一九八二年，百岁马寅初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