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我国外交官何存峰乘坐美国客机飞往纽约，在飞行途中，何存峰去了一次洗手间，回来却发现随身携带的外交邮袋不翼而飞，外交邮袋中装着绝密文件，这次的任务就与文件有关，他向美国机长提出交涉，被美方粗暴地拒绝了。 何存峰和杨水长，各提着一只沉甸甸的外交邮袋，登上了泛美航空公司PA72次航班。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纽约，邮袋里装的都是国家绝密文件，这趟任务的核心，就是确保这些文件安全送达，容不得半点差错。 按照国际惯例，外交邮袋受国际法保护，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检查、扣留，这是全世界都认可的外交原则。 何存峰和杨水长作为专业的外交信使，心里比谁都清楚，“人在邮袋在”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哪怕付出生命代价，也不能让邮袋有丝毫闪失。 登机后，两人坐在C舱二排的相邻座位，全程紧盯着脚下的邮袋，不敢有半点松懈。 8点30分，飞机准时起飞。大约40分钟后，机舱里开始放映电影，杨水长突然说自己在旧金山两天没睡好，让何存峰帮忙照看一下邮袋，自己则靠在座位上睡了过去。 何存峰虽然也有些疲惫，但始终牢记使命，眼睛时不时就扫向脚下的两只邮袋，哪怕看电影，注意力也从来没离开过。 又过了20分钟左右，何存峰实在忍不住想去洗手间，他特意推醒杨水长，反复叮嘱他看好邮袋，确认杨水长点头答应后，才匆匆起身离开。 这一去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可当何存峰回到座位时，整个人都懵了——杨水长不见了，两只装有绝密文件的外交邮袋，也跟着不翼而飞，座位上只剩下他自己的一只航空包。 何存峰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来不及多想，立刻在机舱里找了起来，3个机舱、257个座位，每个角落都翻遍了，始终没有杨水长和邮袋的影子。 他心里隐约有了不好的预感，转身就朝驾驶室方向走去，想找机长问个明白，可刚走几步，就被两名穿制服的美方保安拦住了。 何存峰立刻亮明自己的外交信使身份，要求面见机长，可美方保安态度蛮横，根本不搭理他。 由于何存峰的外语水平有限，他只好找同舱一位英语流利的中国旅客当翻译，再次跟美方交涉，可对方依旧态度强硬，拒不透露任何信息。 这一下，何存峰彻底确定，杨水长肯定是叛逃了，而美方，分明就是早就知情，甚至在暗中配合。 没过多久，一名美国空姐走了过来，递给何存峰一个手提袋，里面装着他的护照、机票，还有他和杨水长临行前准备的200美元零用钱，袋子里还夹着一张杨水长写的字条。 看到字条上的字迹，何存峰心里的最后一丝侥幸也没了，杨水长叛逃的事实，彻底摆在了眼前。 紧接着，美方人员不再绕圈子，直接告诉何存峰，杨水长已经向他们申请了“政治避难”，还说杨水长不愿再见到他。 何存峰当即提出抗议，要求美方交出杨水长和外交邮袋，可美方不仅粗暴拒绝，还编造谎言，说飞机引擎出了故障，要临时改降芝加哥国际机场。 何存峰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根本就是美方的阴谋，他们就是想把飞机降落到芝加哥，趁机扣留外交邮袋，窃取里面的绝密文件。 他当场提出反对，可美方人员不仅不听，还动手推搡他，试图强迫他服从。何存峰没有退缩，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国家机密落入美方手中，就算拼了命，也要把邮袋拿回来。 当天下午1点半，飞机降落在芝加哥国际机场。机长终于露面了，一番礼节性的寒暄后，何存峰直接开门见山，指出杨水长和邮袋都被藏在飞机的“阁楼”里，要求机长立即把人和邮袋交出来，确保他能顺利抵达纽约。 可机长却依旧狡辩，说杨水长要携邮袋去台湾，还建议何存峰下飞机，当面监督杨水长拆封邮袋，然后换机去纽约。 何存峰当场驳斥了机长的无理要求，明确告诉对方，外交邮袋任何人都不能拆封、扣留，这是公认的外交原则，要是美方敢擅自拆封，所有责任都得由美国政府和机长本人承担。 他还坚定地表示，自己是这趟航班的旅客，目的地是纽约，不到纽约，绝不离开飞机。 双方就这样僵持着，没过多久，美国移民局和国务院的官员先后登机。何存峰再次郑重申明自己的立场，提醒美方遵守国际法，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将由美方全权负责。 这些官员心里清楚，美方的做法根本站不住脚，一番低声商议后，终于有人走到何存峰面前，无奈地说：“你胜利了。” 就这样，何存峰终于取回了那两只视若生命的外交邮袋，仔细检查后，确认邮袋完好无损，里面的绝密文件一点都没少。 而叛逃的杨水长，被两名警察带走，后来有人在纽约街头见过他，孤身一人，步履蹒跚，精神萎靡，才30多岁的人，看上去却像年过半百，只能住在难民营里，终日无所事事，彻底成了美方弃子。 事件发生后，我国立即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斥责美方无视国际法，粗暴干涉中国外交事务的无理行径。 美方心虚气短，一番辩解后，不得不保证，今后绝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何存峰因为在这次事件中遇险不惊、智勇双全，成功保住了国家机密，不辱使命，受到了上级的通报嘉奖，被记大功一次，还晋升了两级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