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禁中的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也就是赵四小姐，室内干净卫生，明窗净几，这时候的张学良还显得比较年轻，不过从36岁开始，一直到90岁才获得自由，这也许是张学良万万没想到的，54年的幽禁生活，那时候没有电脑，手机，只能接见有限的，经过审查的好友亲朋，更多的时间就是看书，看报，听收音机，看电视，生活苦闷可想而知，好在赵一荻不离不弃一直陪伴。 1946年11月，他和赵一荻在不知情的情形下，被秘密从重庆转到台湾，第一站就是新竹井上温泉。名字温和，住起来却发苦。旧木板房，家具少，冬天潮冷，夏天漏雨，四周偏僻，通外界只有一条破路，碰上暴风雨，车都难走。 平时不能随便越过警戒线，这哪是住山，分明是被塞进山里。 1949年2月2日凌晨三点，他又被突然转去高雄，藏进寿山要塞兵舍。住了近一年，因担心空袭，1950年1月再搬回井上温泉。来回折腾，像搬一件不能见光的旧物。山里那十年，苦头很实在。买东西难，得自己种菜、养鸡鸭。那里连电灯都没有，夜一深，屋里黑得发沉。张学良的眼睛、耳朵，就是在这种地方一点点坏下去的。白天翻书，看报，听收音机，后来再看看电视。说到底，不是过日子，是熬日子。 把这个屋子撑住的，不是什么山景，是赵一荻。 她这些年总被一个“赵四小姐”的旧称呼裹着，说着说着，倒把人说轻了。其实这个女人后半生做的，是最硬的陪伴。于凤至1940年赴美治病后，那段更长、更冷的日子，基本就是赵一荻陪着张学良扛。她把儿子托付给美国朋友，自己留在他身边，缝衣被，理家务，照看起居。她性子偏冷，不爱把心事摊开，信教也很虔诚。到了晚年，很多时候，她就是张学良的眼和耳。 张家的裂口，其实早在“九一八”那夜就撕开了。 1931年9月前两三天，寿夫人已觉出沈阳局势不对，专程赶到北平找张学良，商量怎么安置这一大家子。可事情翻得太快。9月18日夜里，张学良并不在沈阳，而是在北平中和戏院看为辽西水灾举行的义演。戏还没散，家先没了。9月19日上午，日军占了张府，财产被抢光，几个孩子由家中用人化装后连夜逃去天津，再辗转去北平找寿夫人。前脚还是大帅府里的人，后脚就得靠银行里剩下的存款过日子。 张闾蘅后来回忆，张家在台湾也一直活在两套说法里。家里人记着的是亲人，是旧日荣光里突然被抽走的那个人。课本写的却是“叛贼”。老师知道她的身份，讲到这一段时总绕着走。一个孩子夹在中间，心里怎么可能不别扭。 最让人发堵的，还是1954年那次。 张闾蘅那年还在上小学五年级，放学后被母亲叫去台北中心诊所。赵一荻因病住院开刀，张学良从山里到了台北。家里人全在病房里等着，谁也不敢声张。走廊那头一有动静，大伙儿都贴着门缝往外看。她只勉强看见了赵一荻，也只看到张学良一个背影。明明隔得很近，偏偏不能上前，不能认，不能喊。那天父亲不在，是母亲带着寿夫人和马夫人去的，几位老人心里难受得厉害。 1956年12月，西安事变二十周年，蒋介石命人要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张学良本已打定主意不再谈，可人在囚笼里，由不得自己。文章写成后，本是私人信函，却被改成《西安事变反省录》，还要亲笔重抄，后来又流到外面，成了所谓“忏悔录”。人被关着，连怎么说自己的过去，都不能自己做主。 1960年，事情总算露出一点缝。张学良搬到北投安全局招待所。6月5日，他按宋美龄安排去士林礼拜堂，礼拜结束时，宋美龄当众主动和他握手。那一下，算是把一个“失踪多年”的人重新推回众人眼前。再往后，他在北投有了自费修建的小楼。可自由依旧有限。1961年9月，他才获准和家人正式见面，跟寿夫人、张学森这些亲人，已经整整隔了二十五年。平时出门要报备，前后两辆车跟着，便衣寸步不离。年轻人看着窝火，张学良倒只说，已经比以前强多了。 真正松一点，是到20世纪70年代。能见的人多了，聚会也多了。可日子松了，人却老了。过年是他最高兴的时候，平时家里冷清，那天总算能热闹些，打牌也成了难得的乐子。别看他视力、听力都差，每回赢钱的常常还是他。 1991年3月10日，失去自由半个多世纪的张学良终于离开台湾去美国。 5月29日，他在纽约见到了吕正操。两位老人一碰面，手攥着就不肯松。吕正操把分离时间记得一清二楚，五十四年五个月零四天。 1994年，张学良和赵一荻定居夏威夷。 那时两个人都被病痛磨得厉害，一个说话大声就喘，一个看人只剩影子，出门靠轮椅。 那张照片里，屋子还是干净的，窗子还是亮的，两个人坐在一起，像是把一生的风浪都熬进了沉默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