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4岁的黄有良被10多个鬼子扒光衣服乱摸。她拼命反抗，惹得鬼子大怒，举刀劈向她。不料，带头军官却放走了她，黄有良想着遇见好人了，哪知，这是噩梦的开始。 1941年海南陵水的稻田里，14岁的黎族少女黄有良正在田间劳作，突然十几个日本兵突然冲过来，不由分说扒光她的衣服肆意凌辱，她拼命挣扎，惹得鬼子恼羞成怒，举刀就要劈下去，就在刀落下的瞬间，带头的军官九壮却喝止了手下，放她走了。 黄有良当时还天真地以为，自己遇上了好人，可她哪里知道，这根本不是慈悲，而是一场精心算计的捕猎，九壮收起刀的那一刻，是在评估这个14岁女孩的“剩余价值”，活着的人远比一具尸体更有利用价值。 当黄有良跌跌撞撞跑回家，以为能躲过一劫，可推开门的瞬间，一双带着汗味的手已经从背后死死钳住了她，九壮早就守在了家里，屋里瘫痪的母亲、病重的父亲，瞬间成了日军手里的人质。 黄有良彻底明白了：只要她敢反抗，父母的命就是代价，从那天起，她用自己的屈辱，换父母多活一天，零星的侵犯很快升级成系统性的摧残，1942年军用卡车直接闯进村子，像拉货物一样把她塞进藤桥据点。 这个对外挂着军营牌子的地方，里面却是人间炼狱，白天她们要做最苦的体力活，被榨干最后一丝力气，晚上又要遭受日军无休止的蹂躏，女人在那里不过是流水线上的耗材，据点里的姐妹，死法一个比一个惨：有的被糟蹋到器官衰竭，有的不堪屈辱选择自尽，死亡在那里竟成了一种奢侈的解脱。 黄有良无数次想过一死了之，可一想到家里的父母，她又硬生生把念头咽了回去，这口气，她一忍就是两年多，直到1944年，转机终于来了，堂哥黄文昌跪在据点外，谎称她父亲已经去世，黄有良配合着哭得撕心裂肺。 日军大概觉得晦气，又或许觉得黄有良已经没什么可榨取的价值，松口让她回家办丧事，一进门看到活蹦乱跳的父亲，父女俩抱头痛哭，哭声压得极低，谎言还得继续圆，当晚村口就堆起两座新坟，这是活人演给死神看的戏，也是绝境里唯一的生路。 第二天日军来验货，看到黄土堆骂骂咧咧地走了，一家人连夜钻进百公里外的原始森林，靠乞讨、挖野菜续命，虽然苦，却终于不用再受日军的折磨。 1945年日本投降，身上的锁链断了，可心里的枷锁，却再也打不开，回到村里，黄有良发现，流言比刺刀更伤人，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她的遭遇成了村里人指指点点的谈资，她被钉在耻辱柱上，没人愿意娶一个在那种地方待过的女人。 最后黄有良只能嫁给一个患麻风病的男人，婚姻里没有温暖，只有拳头和冷眼，她学会了沉默，就像当年在据点里那样，把所有痛苦都咽进肚子里，这一沉默，就是半个世纪。 2001年，74岁的黄有良突然决定不再沉默，她拖着病躯，和陈亚扁、林亚金等7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一起，远赴日本东京，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公开道歉、恢复名誉并给予赔偿，她要把结痂的伤疤重新撕开，让全世界看看当年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她要为自己也为所有受害姐妹讨一个说法。 这场官司一打就是十年，日本法院虽然承认了日军的暴行和黄有良等人受害的事实，却始终在赔偿和道歉上打太极，以个人无权利起诉国家、索赔权已放弃等理由，一次次驳回她们的诉求。 但是黄有良没有放弃，2008年她主动要求再赴日本出庭，坚定地说：官司打不赢，死了都闭不上眼睛，可直到2010年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她依然没能等来那句迟到的道歉。 更让人心酸的是，黄有良的苦难，还蔓延到了子女身上，她生了5个孩子，因为她的遭遇，孩子们在村里抬不起头，入团、入党都受影响，甚至连孩子都曾埋怨过她，可她从没有怪过任何人，她只是想让历史被记住，让悲剧不再重演。 2017年8月12日，在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两天，90岁的黄有良在海南陵水的一间破房子里与世长辞，她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至死都没能等来那句道歉。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