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下令处决朱君友，可朱君友被带出牢房后却发现，负责押他上刑场的2名特务竟频繁朝他使眼色，示意他不要说话。 朱君友从小“自带光环”，父亲朱茂先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远近闻名的“财神爷”，家中排行第六的他，自然而然成为人们羡慕的“六少爷”。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随着一天天长大，朱君友全然没有富家纨绔子弟的作风，他非常珍惜父亲提供的学习机会，刻苦学习，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而且还在读书的过程中接受了很多进步思想。 当时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可朱君友偏偏不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套，不仅没有接受父亲指定的门当户对的婚姻，还在1936年与情投意合的杨汇川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 殊不知，杨汇川的思想更加进步，她与地下党员熊梦碧和吴寄寒打得火热。在杨汇川的引导与影响下，朱君友很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8年，朱君友加入了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这是我党在西南地区敌后成立的一个重要外围组织。朱君友凭借较强的组织能力，担任了骨干，为我党做了许多积极的富有成效的工作。 经过了多年的“恋爱长跑”后，1946年，朱君友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与杨汇川正式结为夫妻。 同年，朱君友前脚刚从四川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脚就经范朴斋（时为张澜秘书）介绍，在成都慈惠堂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一个在各项政策上坚定支持我党的第三党派。 自此，朱君友开始正式为我党工作，他利用对白区熟悉、社会交际面广的优势，多措并举搜集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送到党组织那里。 1947年，朱君友散尽家财，毫无保留地为我军某部提供财力支持，解了燃眉之急。在国统区，为地下党传递情报，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情，正所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 1949年11月，朱君友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不慎泄露了身份，被国民党特务组织抓获，关在了成都将军衙门看守所内。 毛人凤对抓获朱君友非常重视，指示特务加紧审讯，可朱君友严词拒绝了特务们的威逼利诱，始终保持视死如归的样子。 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寄予厚望的大西南防线很快土崩瓦解。全面撤退之前，毛人凤于1949年12月6日晚上，下达了“格杀勿论”的命令。 深夜，特务们将朱君友从牢房中提出来，他猛然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来了。不过，朱君友并不害怕，在他心中，为理想为信仰而死，重如泰山，因此始终高昂着头颅，挺直腰板走过其他的监舍，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战友们做最后的告别。 当朱君友经过战友杨伯恺和王伯高牢房时，回过头来依依不舍地朝他们看了一眼。杨伯恺、王伯高也隔着铁栏杆向朱君友点头示意，鼓励他要走好，胜利最后是属于我们的。 走着走着，朱君友觉得不对劲，因为前面的两个“特务”，动不动就回头望向他，还时不时冲他点头。 伴着昏暗的灯光，朱君友仔细观察，才发现原来这两个“特务”，一个是自己的小舅子杨夷甫（朱君友之妻杨汇川的兄弟，时任国民党四川省行辕上校、高级秘书），另一个是杨夷甫的表弟徐季达（特务头子徐中齐的弟弟）。 原来，腰缠万贯的父亲朱茂先尽管在道路及立场上与朱君友南辕北辙，可是血浓于水，从儿子被投到监狱的那一天，他就买通了管事儿的，时刻掌握着进展。 朱君友即将被处以极刑的消息传来，朱茂先寝食难安，他花了十根金条，上上下下打点了一番，买通了监狱内部人士，让杨夷甫和徐季达化妆成狱卒，混进监狱，把他营救了出来。 事实上，此计划能够成功，另一个人功不可没。这就是朱君友的岳父，杨汇川的父亲杨维，他曾提拔过特务头子徐中齐，后者念在报答知遇之恩的份上，对整个营救过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朱君友才侥幸死里逃生。 没成想，朱君友“十年磨一剑”，最终靠自由恋爱娶进家门的妻子杨汇川，关键时刻救了自己一命，这也许正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吧。 朱君友是被救出来了，可是其他没有这种社会关系的战友们，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1949年12月7日晚上，其他跟朱君友关押在一起的32名爱国人士惨遭屠杀，史称“成都十二桥惨案” 。 他们大多是中共党员、民盟盟员、民革成员及其他进步学生和民主人士，此外还有从成都周边各县特务机关解送至省特委的，都不幸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 朱君友成为了这一惨案的唯一幸存者，他为还原这段历史，揭露毛人凤等人的罪恶做了大量的工作。 “没成想，那天与杨伯恺、王伯高的最后一面，竟是天人永隔。”即使过了多年，朱君友依然忘不了一个个惨死的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