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一女子新婚一周后被叶剑英调走，从此杳无音讯，丈夫寻妻45年，才知真相。谁料，新婚一周就离开的妻子，早已用生命书写了革命贡献。     1939年深秋的延安，黄土高原的风裹着寒意掠过窑洞。     新婚不过一周的黎琳，正坐在炕沿上给丈夫陈宝琦整理行囊，窗外的灯光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谁也没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并肩坐在同一间窑洞里。     几天后，叶剑英派人找到她，带来一纸紧急调令，让她即刻动身前往重庆，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黎琳原名余家英，1921年出生在四川崇庆的一个私塾教师家庭。     父亲常给她讲岳飞、文天祥的故事，教她做有民族气节的人。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打破平静，她冲破重重阻挠，从成都奔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学们都亲切地叫她“干一场”——那是她指挥唱《拿起刀枪干一场》时，浑身散发的热情与果敢给大家留下的印象。     在延安，她与陈宝琦相识相恋，两人在简陋的窑洞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新婚的甜蜜还未散去，组织的调令就突然到来。     叶剑英亲自为她定名张露萍，让她与军统内部的地下党员张蔚林以兄妹相称，以“家属”身份掩护，担任军统电台特支书记，深入敌人心脏开展工作。     1939年11月，张露萍抵达重庆。     她头戴法兰绒帽，身着咖啡色薄呢连衣裙，脚踩高跟鞋，这身打扮不是为了时髦，而是为了更好地潜伏在军统电讯总台周围。     她与张蔚林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白天分头工作，晚上秘密接头，把军统电台的人员名单、密码、呼号等绝密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南方局。     短短几个月，她就在军统内部发展了冯传庆、赵力耕等五名秘密党员，七人组成“牛角沱七人小组”，构建起党的“红色电台”。     有一次，张蔚林得知军统要在凌晨搜捕地下党机关，距离行动只有一个多小时，张露萍立刻赶到天官府街通知转移，等特务赶到时，早已人去楼空。     还有一次，他们破译了戴笠派遣特务潜伏延安的密电，及时上报，让特务小组刚进边区就被抓获，气得蒋介石大骂戴笠“无能”。     危险很快降临。     1940年春节，张露萍回成都探望母亲时，张蔚林不慎烧坏收报机真空管，被军统关押。     特务搜查住处，发现了电台名单和暗语信，随即展开大搜捕。     冯传庆逃到周公馆报信，叶剑英安排他连夜转移延安，却在途中被捕。     军统又以“兄病重”为由，发电报催张露萍返回重庆，她刚下车就落入魔掌，七人全部被捕，这就是震惊国民党的“军统电台案”。     戴笠亲自审讯，钢鞭、烙铁、老虎凳轮番上阵，张露萍始终只说自己叫余慧琳，是军阀余安民的亲戚，半点党的机密也没吐露。     敌人见硬的不行，又假释她试探，她识破阴谋，从周公馆门前经过时假装不认识同志，保护了剩余力量。     1941年3月，她被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监号253。     狱中岁月漫长而残酷，她却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坚韧与乐观。     看到难友黄彤光病重，她安慰说“咱们都年轻，总有一天要出去，他们早晚要垮台”；监狱主任劝降利诱，她挥手两记耳光，凛然正气震慑全场；赵力耕因酷刑瘫痪，她卖掉金戒指买药；她把劳动所得的“补给金”养了一只肥鸡，生蛋给“小萝卜头”和狱中的孩子。     她还在狱中刊物上发表《七月里的石榴花》，以诗明志，写下“先烈们曾洒出满腔热血，无数鲜血汇成巨大河流，要准备更大牺牲争取前途光明”。     1945年7月14日，清晨的哨声打破集中营的平静，看守说“去重庆开释”。     张露萍知道生命到了最后时刻，她从容梳头，换上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戴上红宝石戒指，让黄彤光为她补妆，说“活得亮亮，死得堂堂”。     刑车上，她带领战友高唱《国际歌》，歌声悲壮激越，响彻息烽群山。     刑车开到快活岭被服仓库，特务突然开枪，六名战友相继倒下。     张露萍大腿中弹，转身怒视刽子手：“笨蛋！朝我的胸部开枪！”她用尽最后力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身中六弹，壮烈牺牲，年仅24岁。     由于身份隐秘，加上敌人封锁，张露萍的事迹长期不为人知。     解放后，她被误列为“军统人员”，甚至背负“叛徒”骂名。     直到1983年，经叶剑英、雷英夫等人证实，“军统电台案”真相大白，张露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此时，陈宝琦已改名李清，他等了整整45年，才终于知道妻子从未背叛，她用生命书写的革命贡献，早已成为照亮黑暗的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