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国歌之父”田汉被永久开除党籍，最终在监狱中去世，许多人认为他是冤枉死的，七年后，田汉的妻子才得知真相，没过一年，她也随他而去。   1968年的腊月十号，在那个被称为“生命终点”的冷清病房里，这个湖南汉子身上连件整洁的衣裳都没穿。   田汉九岁那年没了父亲，家里全靠老母亲一针一线地接活撑着，六岁的他背着满是补丁的书包去私塾，眼里藏着同龄人没有的火光，那时候，县里的视学曾摸着他的头感叹，这孩子心里有戏，命里有光。   1910年，他在长沙第一次听到了“民权”这个词，像是一粒火种直接砸进了他这堆干草般的青春里，在长沙师范读书时，老校长徐特立常常盯着这个学生看，说他这根笔杆子以后不是用来写字的，是用来当枪使的。   17岁那年，他果然对着复辟的袁世凯开了一枪，那是一篇登在报纸上、气势排山倒海的讨伐檄文。   1916年他跨海去了日本，本想学点海军本事来报国，结果在东京的剧场里，被那方寸台子上的悲欢离合勾走了魂，在那儿，他带着青梅竹马的表妹易漱瑜逃离了包办婚姻，挤在漏风的阁楼里，用相互依偎的热气去暖和赶稿的笔尖。   可惜命运最会折磨人，1925年易漱瑜病逝，他在坟头一坐就是三天，觉得心里的那个戏台塌了一半，他的情路一直走得磕磕绊绊。   直到1930年，那个叫安娥的女人闯进了他的视线，安娥留过洋，懂理论，她是那种能和田汉在创作上“拍砖”的灵魂，安娥说结尾得加一段工人的呐喊，田汉就立马给剧本续上一把火。   1938年，俩人在漫天战火里成了亲，安娥在防空洞里死死护着他的手稿，还在轰炸声里大声提醒他，那个进行曲的节奏得再激昂一些，田汉是个骨头极硬的人，他创办创造社、加入左联，在开会时敢直接拍桌子说，写戏的人得有自己的脊梁。   他在戏里讲抗战、讲罢工，人家封了他的戏台，他就冷笑一声：你们封得了台子，可堵不住老百姓的嗓子，他这一生，洋洋洒洒留下了80多部剧本和2000多首诗词，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天涯歌女》竟然只是他随手拈来的笔墨。   日子到了1956年，安娥瘫痪了，这位大才子成了最细心的男护士，去开会都要推着板车带着妻子，半夜还得起身无数次擦身喂水，然而，1961年创作的那部《谢瑶环》却在几年后成了勒在死神手里的那根细绳。   1966年寒冬的一个深夜，随着粗暴的撞门声，田汉在家里被带走了，临走前，他看着瘫在床上的安娥，又安慰了90岁的老母亲一句：事儿总能弄清楚的，妈，您等我回来，这一等，对老母亲来说就是一生。   老太太守在那扇木门后面，硬是活到了101岁，可死前也没能等回她那最有出息的儿子，在那些见不到光的日子里，老母曾托人给他送去几个红透了的大苹果，田汉在那边回话，说他一个都舍不得咬，看见苹果就像看见了妈。   但在那个寒冷的1968年，糖尿病和心脏病像两条毒蛇缠住了他，别说药物，他甚至在临死前都没等来一口能润嗓子的温水，他在最后的时刻，竟然哼起了一支叫《渔光曲》的小调，那是安娥当年教他的第一支歌。   他的档案被抹掉，他的死讯被封锁，甚至连他的骨灰都被随手扬进了没人记得住的泥巴地里，最让人绝望的是，这一切噩耗在1975年才传到那个风雨飘摇的家里，那时候，安娥已经和死亡搏斗了许久。   当那个迟到了七年的死讯传到她耳边，她手里的茶杯应声坠地，摔出了一个扎眼的缺口，那是种什么样的绝望，从此她不再进食，整天盯着那个缺了口的茶杯发呆，那一年，田汉那积攒了一辈子的、足以装满一个小图书馆的十万册藏书，也在一把大火中化成了灰。   安娥没能撑多久，在得知真相的第二年，她也撒手人寰，临走时，她的手指还死死扣在那个破杯子的凹陷处。   1979年平反那天，人们才发现这个缔造了国家灵魂之声的人，竟然连片像样的衣角都没留下，于是，那口轻飘飘的骨灰盒里，只塞进了一支秃了的笔、一副旧眼镜、一枚印章。   1982年国家正式一锤定音，恢复了他在这首曲子里应有的座次，这时候距离他去世已经过去了14个春秋，这位被历史一度“删减”的湖南汉子，用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把自己融进了这个国家的每一个音符里。信息来源：上观新闻——红色记忆 | 《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