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有一种陋习叫“典妻”，穷人家低价将自己老婆“租”出去3至5年，给40、50岁的老头生孩子，等生完孩子后，这些女人又被迫与孩子骨肉分离，回到原来的夫家。第二年，丈夫再把她租给另一个人，有些穷人家的男人甚至不工作，靠出租妻子来吃饭，有些人几担谷子就能将老婆租出去。 一纸契约，女人的命运被低价明码标注，典妻如此泛滥，背后其实有延续百余年的“惯例作风”，不仅穷人逼迫现实，乡绅、官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典妻”并非起于民国，早在宋代严嵩所记，《夷坚志》已记有饥荒年成，有人不得已“典妻”，典几个月换口粮。 到了元代，官方法典的模糊表述更是将这种行为半推半就，进入明清，江南地区甚至把“租妻”当作地方常见业务。 明明知道这有违伦常，依然屡禁不绝，反而逐渐本土化，变得像买卖土地、牛羊一样自然。 等到民国战乱、饥荒、苛捐杂税一齐砸下来，典妻之风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交易有流程，一般分三方：原夫即出典人，承典人即“租妻者”，中间还有个牙婆。 她们带着女人东家走西家看，有时像今天的劳务中介，签订契约，用毛笔写上出典人、承典人和约定时间，三到五年最为常见。 有些契约写得更露骨，“以得子为限”，意思是，女人被“借”去，若生出儿子，随时遣返。 至于典价，最穷不过三五担谷，也有豪强几十两银元，差别只看女人的健康和年纪。 典妻期内，一切都围绕生孩子，尤其要生儿子。 养育孩子的风险、后期抚养全部由典夫承担，女人则只要履行“生育”与“服侍”的职责。 孩子要是生下，就归租妻者，断奶后，女人就被送回去，她和骨肉分离的那一刻，心头苦楚外人难以道出。 典妻契约明文写着：“典期满，妇还，子不还”。 无数女人回到原夫家，迎接她们的未必是温情，一些被典过多次的女人，还会被原夫家嫌弃，被村里人背后指指点点，说他们是“拆家的赔钱货”。 南方典妻名目复杂，在浙江叫“典妻”，福建又叫“租妇”，辽宁有“拉帮套”，甘肃叫“僦妻”。 虽然形式各异，实质却相同：丈夫把妻子当成能换点粮食的家产。 虽然说女人是财产，看得见的是卖身，其实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枷锁，许多乡村典妻案并没有法定手续，唯一能作为证据的只是滴着泪水按下的手印。 对女人来说，这不仅仅是肉体的付出，更是一次次精神上的摧残。 典去的日子就像过冬，寒冷时间长短不定，她们在租夫家没地位，往往被正房视为底层长工，不许插嘴，不许乱动东西。 生的是女孩，没几天就要被连同母亲一起打发回去，生的是男孩，有时甚至被强行抱走，连最后一次哺乳都没有机会告别。 有人终身因为多次生育落下病根，还要忍受社会歧视。 更可怕的是现象背后的逻辑，最早典妻是穷途末路的人无奈求生，后来滋生变异。 有案例记载：1925年到1935年期间，浙江余姚的周阿福，十年内五次典妻，每次换回的谷子和零钱都被他挥霍光。 最后妻子被耗干，精神恍惚，村里人只敢背后小声嘀咕：“这是活活生生的摇钱树。” 女人成为家里的经济补丁，男人逐渐失去作为家庭顶梁柱的自尊。 典妻陋习一旦开始循环，贫穷和观念恶化互相推高，如同死结。 为什么当时社会对此普遍容忍？那是因为当地人都认为：穷人要想不饿死，只有靠出租妻子。 法律，并不是没有约束，明清两代法典早就明令禁止典卖妻女，有明文要“杖八十”，到了清朝更是加重刑罚。 民国政府也时有禁令，只是纸上谈兵，底层治理空虚，官绅不愿惹事，远不及乡村宗族“家法”有执行力，因此很多典妻行为根本无法被阻止。 实际留存下来的清代典妻契约，比如著名的“赵喜堂典妻契约”，如今还收藏在地方档案馆，见证着当时的血泪历史。 这场性别悲剧曾经引发不少文人反思，柔石1930年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把典妻女人的苦难写到了骨头里。 文中的春宝娘三番五次被租出去，为他人生了两个孩子，奶水都被抽干，最后在大雪天得病而死。 茅盾在他的《农村三部曲》也一针见血：女人在穷家里连牲口都不如。 新中国成立后，甬剧《典妻》深刻展现了这一黑暗现实，不少观众看完流泪，说“旧社会把人逼得真不是人”。 这些作品并未让历史烟消云散，但让后来者有了直面对错的底气。 根源，首先是经济绝境，土地都在豪强地主手里，农民吃了上顿没下顿。 其次是宗法礼教的枷锁，传宗接代观念根深蒂固，家庭就是男人的家族机器，女人从来没被当作完整的人。 从家庭伦理，到社会管理，再到立法实践，哪一环有漏洞，女人的苦难就会延续。 更深层的，是人对活命的本能，在生死关头，道德可以碎成粉末，而一旦开了口子，就连法律、风俗也松弛下来。 历史的潮水终究往前，1950年《婚姻法》出台，明确写入了“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条款，不许买卖婚姻，典妻买妻一概视为犯罪。 土地改革推开，穷人开始分田地，有了最基本的饭碗，女人开始进学校、进工厂，能靠自己养活自己，才有了说“不”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