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投降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有多大，可以毫无夸张的说，影响极大极坏，比损失几百万军队还大。     全面抗战爆发后，虽然在正面战场北平、上海、南京等要地相继沦陷，但彼时国民党内部有一根弦始终紧绷，那就是民族大义的底线。     毕竟是打仗，败退，是可以接受的；牺牲，是必然会有的；但如果投降，那就是要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丑事。     而汪精卫阴险之处，在于他并非一开始就高喊投降，而是以一种“理性”和“独立思考”的面目出现。     早在他叛逃之前，他就在重庆成立了所谓的“低调俱乐部”，四处散播“抗战必亡”的悲观论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乱”。     这种论调在当时极具蛊惑性，因为它披上了一层“务实”的外衣，似乎在为处于劣势的国家寻找“出路”。     然而这种所谓的“务实”，抽离了民族尊严的骨架，剩下的只是软骨头的谄媚。     当汪精卫这个国民党的二号人物，真的用实际行动践行他的“低调”理论时，整个抗战阵营的伦理根基遭到了地震式的冲击。     这种冲击不在于他带走了多少军队和地盘，而在于他彻底击穿了投降的羞耻心。     在过去，投降是丢人的，是要被唾骂的，是只有少数无耻之徒才会干的勾当。     可汪精卫这一跑，等于用他头顶的“副总裁”光环，给投敌行为镀上了一层看似“合理”的金边。     他那篇“艳电”，不仅是对近卫声明的响应，更是向所有在抗战中动摇的人发出了一份“邀请函”：连汪先生这样的大人物都觉得应该“和平”了，我们还有什么好坚持的？     这种心理防线的崩溃，其传染速度比任何军事失利都快。     老蒋最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点，他在日记中焦虑地思考“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人几何”，这种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上，汪精卫的投敌确实引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地震。     虽然最后真正跟着他走的死硬分子不多，但他制造的那股“求和”暗流，却让许多原本不敢想、不敢做的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这种影响是隐性的，却是极其深远的。     它腐蚀了军队的斗志，让一些地方军阀开始与重庆方面虚与委蛇，暗中盘算自己的后路。     它更让日本看到了“以华制华”的希望，加大了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力度。     为了抵消这股邪气，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包括派人追杀、利用假谈判拖延时间，甚至不惜动用军统在河内搞刺杀行动。     这些精力如果全部用于正面战场，抗战的局面或许会更加主动。     汪精卫最终在1940年于南京成立了伪政府，正式沦为了日本的傀儡。     可笑的是，他以为自己是“曲线救国”，结果发现日本人根本没把他当回事。     他曾幻想通过合作来保全国家利益，可实际上日本人伸出手来要十样，他就主动给十二样，甚至更多。     这种奴才相，恰恰证明了他那条路根本走不通。     抗战的胜利，靠的是千千万万不愿做奴隶的人，挺直脊梁去牺牲，而不是靠几个自诩“清醒”的精英去卑躬屈膝。     汪精卫的投降之所以影响极坏，就是因为他用自己曾经的声望，试图把那条黑暗的投降之路，粉饰成一条“理性”的康庄大道，差一点就把整个民族的气节带进了沟里。     历史最终证明，那些失去民族魂魄的“独立思考”，不过是自甘堕落的遮羞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