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地主王学文发现一20岁女兵躺在家门口，见四下无人，他一下将女兵扛到了炕上，谁料，女兵解开衣襟，王学文震惊：“怎么会这样……” 搁在1937年的甘肃，王学文绝对算当地的“异类”。那会儿的地方势力，要么跟着马家军捡便宜，要么关起大门当缩头乌龟，毕竟马家军搜捕红军的架势近乎疯狂，别说藏红军，就是沾点边都可能被抄家砍头。 王学文当时是当地花园村的国民党民团大队长，家里有几亩地，日子宽裕却从不欺压乡邻，常帮衬穷苦人家，口碑很好。 1937年的临泽冬天极寒，戈壁滩上飘着大雪，到处都是马家军骑兵巡逻。当时西路军刚在临泽一带打完仗，1937年1月，马家军集中兵力猛攻临泽县城，城里红军多为直属队和妇女团战士，武器短缺、人手不足，硬拼三天三夜才奉命突围。 王学文的村子离县城不远，整天能听到枪声，也能看到马家军到处抓人，只要穿灰布军装、戴八角帽，不管是伤员还是百姓，抓着就走，轻则挨打，重则砍头。 村里的乡绅们，要么给马家军送粮送钱攀关系，要么紧锁大门避祸，唯有王学文，始终保持着本心。 那天早上，王学文推开院门，看见雪地里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穿着破烂灰布军装的人，脸色苍白如纸，一动不动，一看就是红军战士。他心里一紧，下意识想关门躲开——马家军的告示贴得到处都是，藏红军株连九族，前几天邻村有百姓只因给受伤红军递了碗水，就被砍头抄家。 他犹豫了半分钟，远处马家军的马蹄声越来越近，可看着雪地里那个疲惫的身影，他实在狠不下心。 这么冷的天，再躺下去用不了一个时辰就没气了。他左右看了看四下无人，赶紧弯腰将这位红军干部扛进屋里，关紧大门还用木杠顶好。 屋里土炕烧得滚烫，他把人轻轻放在炕上，盖好被子，又让妻子烧了热汤，一点点喂进她嘴里。折腾了半个多小时，这位红军干部才慢慢睁开眼睛，眼神虚弱，连开口的力气都没有。 王学文正想询问她的身份来历，没想到她缓了缓力气，颤抖着解开自己的棉袄衣襟。这一解，王学文彻底僵住，眼睛瞪得大大的，不由自主地说：“怎么会这样……” 原来，她的棉袄里藏着一个襁褓，里面裹着一个刚出生没多久的婴儿，瘦得皮包骨，脸色青紫，只有微弱的呼吸证明还活着。王学文活了几十年，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个身负重任的女红军干部，自己都奄奄一息了，还护着这么小的孩子。 这位红军干部看着他震惊的样子，眼泪掉了下来，断断续续说出了自己的情况。 她叫吴仲廉，是西路军第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1927年加入共产党，曾给毛主席当过书记员，丈夫曾日三也是红军高级干部，当时正在前线打仗。 1936年西路军被马家军围攻时，她已怀孕八个月，却始终跟着部队行军，因棉袄厚重，战友们起初都没发现。 1937年1月，部队在临泽打仗期间，她在一间破屋里生下孩子。当时战事吃紧，部队根本没法带这么小的孩子行军，苏维埃委员张永禄知道她的难处，就帮她联系到为人忠厚、妻子刚生过娃有奶水的王学文，让她前来托付孩子。 吴仲廉起初不愿——她是红军，王学文是国民党民团大队长，身份不同，把革命后代交给这样的人，她心里不踏实，传出去也难以交代。 可看着怀里奄奄一息的孩子，她没了办法，抱着孩子走到王学文家，本想敲门求助，却实在撑不住晕倒在地。她说完，拉着王学文的手恳求他收养孩子，自己还要回部队继续打仗。 看着吴仲廉的绝望和襁褓里的小生命，王学文最终还是点了头，承诺只要活着，就一定把孩子养大。 吴仲廉给孩子取名“继曾”，随王学文姓叫王继曾，纪念丈夫曾日三。她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块银元塞给王学文，看了孩子最后一眼，转身冲进风雪里。 后来，王学文夫妇把王继曾当亲生孩子对待，对外谎称是自己的侄子，为掩护孩子，好几次马家军上门搜查，他们都把孩子藏好，侥幸躲过。 1939年，王学文还因收养这个“红军娃”被马家军抓到兰州关了监狱，解放前夕才被地下党组织营救回临泽。 吴仲廉回到部队后历经激战，丈夫曾日三在祁连山突围战斗中英勇牺牲，她自己也不幸被俘，先后被押解到西宁、南京，1937年8月被周恩来总理营救出狱，继续投身革命。 期间王学文曾去张掖看望过被俘的她，却没能正式接回孩子，直到1950年全国解放，吴仲廉才通过组织正式找到王学文家。 那时，王继曾已长成14岁的健壮少年，一直以为王学文夫妇是亲生父母，对吴仲廉充满戒备。王学文夫妇如实告知他的身世，讲了1937年那个冬天的往事和吴仲廉的无奈。 少年沉默许久，最终改名“吴长征”，跟着生母离开，临行前给王学文夫妇磕了三个响头，报答十三年养育之恩。 后来，吴仲廉始终把王学文夫妇当亲人，逢年过节都会派人探望，吴长征也从未忘记养父母的恩情，经常回来探望。 1937年那个寒冷的冬天，王学文扛回的不只是一个晕倒的红军干部，更是一条生命、一份托付。他虽身为国民党民团大队长，却用善良跨越了阵营隔阂，让革命后代的血脉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