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8岁的袁竹林惨遭日军凌辱，不久她怀孕了，日军得知消息之后，强迫她脱掉衣服，躺在冷冰冰的地板上，然后搬来一个板凳，放在她肚子上，随后一个大腹便便的200斤日军胖子狰狞地坐了上去…... 一九四〇年初春，鄂州码头的风格外湿冷。 十八岁的袁竹林把一张被手汗浸得发软的船票攥了又攥，跟着一个叫张秀英的女人踏上了跳板。 她回头望了望家的方向，心里揣着一份对“旅馆清洁工”工作的模糊期待，这或许能让困顿的生活透进一丝光。 她结婚早，丈夫是个汽车司机，战争爆发后随车队往大后方运送物资，一去便没了音讯。 婆家嫌她累赘，早早将她赶了出来。 她在乱世里辗转，给人洗衣帮工，直到遇见这个自称能介绍好工作的张秀英。 船上还有几个年纪相仿的姑娘，彼此沉默着，只听见江水拍打船舷的声响。 船在一处偏僻的河湾靠了岸，她们被带进一座荒废的破庙，门在身后重重关上。 张秀英脸上那层和善的蜡壳瞬间剥落，露出底下冰冷的算计。 旁边站着持皮鞭的日本兵，所谓的“体检”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羞辱。 哭喊和反抗招来的是更凶狠的抽打，那一刻袁竹林才明白，她踏入的不是旅馆，而是魔窟。 她们被赋予了新的、屈辱的代号，关进一间间阴暗的木板房。 门外日本兵的队伍日夜不断。 袁竹林容貌清秀，遭受的蹂躏便更为频繁。 痛苦没有尽头，连女性每月特殊的几天也不能成为屏障，反而刺激着施暴者更变态的兴奋。 为了防止怀孕，日本军医定期发放白色小药片。 别的女孩麻木地吞下，袁竹林却每次都将药片压在舌底，再寻机偷偷吐掉。 这个冒险的举动，源于她心底尚未完全熄灭的一点渺茫念想，或许，或许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哪怕在这地狱里，也是一点点活的念想。 这微弱的念想，最终招致了灭顶之灾。 那年深秋，她察觉身体有了异样，消息很快走漏出去。 几个日本兵冲进房间，将她拖到院子中央冰冷的石板地上。 他们强迫她脱下衣服，仰面躺下接着搬来一张厚重的木板凳，狠狠地压在她已微微隆起的小腹上。 一个体重近两百斤的胖日本兵，脸上带着狰狞的笑，踱步过来，然后朝着那张板凳，坐了下去。 剧痛像一把烧红的铁钎，从下体直捅上天灵盖。 她只记得自己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惨叫，身下的石板迅速被温热的液体浸透，黏稠，漫开一大片暗红。 那个尚未成形的生命，连同她身为一个女性、一个未来母亲的全部可能，在那一刻被碾得粉碎。 她在血泊中昏死过去，醒来后，是身体被掏空般的剧痛和虚无，她永久地失去了生育能力。 身体残破后，她一度被一个叫藤村的日本军官“专有”，后又像物件般转赠其下属。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那个名叫西山的日本兵想带她东渡，被她决绝地拒绝。 她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心，跋涉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 等待她的，是父亲早已饿死的噩耗，和丈夫依旧杳无音信的现实。 更刺骨的寒冷来自周遭的窃窃私语。 五十年代初，她遇到码头工人廖奎，两人组建了家庭，还抱养了一个女儿。 然而好景不长，一次公开场合，家人不慎提及她曾被日本人掳走的往事。 不久她的户口被注销，住房被收回，孤身一人被发配到遥远的黑龙江进行劳动改造。 晚年，她辗转找到了廖奎，对方已是疾病缠身，另有家室。 听闻袁竹林多年苦寻，老人痛哭失声，但错失的岁月已无法追回。 令人动容的是，这位饱经摧残的老人没有在沉默中枯萎。 一九九八年，她以七十六岁高龄赴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请愿。 二〇〇〇年，她更站在“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上，面对世界，指着那块写有日文代号“吗沙姑”的木牌复印件，清晰地说：“我不是‘吗沙姑’，我叫袁竹林。”她要的，只是一个承认历史的道歉。 二〇〇六年，八十四岁的袁竹林老人因脑溢血离世，至死，她也没能等来那声“对不起”。 她的遭遇，是战时至少二十万中国“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苦难的一个缩影。 这并非战争状态下偶发的暴行，而是日本军国主义有组织、系统性的国家犯罪。 袁竹林的一生，被战争彻底撞碎了。 她的故事如此具体，具体到每一次欺骗、每一次凌辱、每一次冰凉的触感和钻心的痛。 历史书写宏大的叙事，而个体的命运，则是这叙事中最沉痛、最不容模糊的注脚。 那些被暴力碾碎的青春、希望与尊严，如同她身下那片浸透石板的暗红，即便时光冲刷，痕迹也固执地留存，提醒着后人，何为不能忘却的记忆。 主要信源：百度百科——袁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