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北京一名18岁少年，因抢了路人1顶帽子被判流氓罪，并处以死缓。他积极参与劳改，但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2004年盛夏的北京胡同，知了叫得人心烦意乱，牛玉强坐在自家的门槛上，看着两个风尘仆仆的警察掏出拘留证时，他还没意识到，那顶在1983年夏天抢来的军帽，竟然要花掉他整整37年的光阴去偿还。   1983年，那时的北京街头，18岁的牛玉强和他的“菜刀队”狐朋狗友们，穿着军绿布鞋，腰里别着菜刀，在护城河边自诩江湖。   那年夏天，他心血来潮抢了路人一顶军帽，并伴随了辱骂和斗殴，在街坊眼里，这或许只是“混小子胡闹”但在那个特殊的深秋，一切都变了。   1983年9月，全国人大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严打”大幕拉开，牛玉强撞在了枪口上。   尽管案由只是抢帽子、碎玻璃和械斗，但在“从重从快”的逻辑下，他被定性为“危害一方、民愤极大”30多份目击证词和半尺高的举报信，将这个18岁少年的命运推向了极点：流氓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随后的故事本该是一部救赎剧，在新疆石河子监狱的零下二十度荒原里，牛玉强成了那个挥动镐头最卖命的人，死缓减为无期，无期减为18年。   直到1990年，长期超负荷的劳作让他咳出了血，空洞性肺结核，年底，他因病情失控被父亲接回北京保外就医，这本是法律人道的体现，却因一场长达14年的“通讯故障”演变成了黑色幽默。   1991年底，监狱批准延长一年保外期限，此后，牛玉强坚持每周去当地派出所报到，生活在警方的眼皮底下。   1997年7月1日，当电视里播报“流氓罪”被正式废除时，他在胡同里举办了婚礼，他以为那道名为“流氓”的枷锁已经随着旧刑法的更迭消失在历史尘烟里，然而，在石河子监狱的档案库里，他是个“失踪者”。   1999年和2001年，监狱两次寄出召回函，都因地址变更被退回，随后，他被列入“网上追逃”诡异的是，一个被全国通缉的逃犯，竟然雷打不动地在派出所报到了14年，却从未触发警报。   直到2004年，系统的漏洞被补上，警察敲开了他的门，最残酷的判决随之而来：法院认定，除了最初两年的保外就医，此后牛玉强在家的12年不算入刑期，12年刑期瞬间“清零”这就意味着，他必须重返戈壁，服刑至2020年。   这在法学界引发了地震，律师们愤怒地称之为“刻舟求剑”：当年的罪名没了，当年的同伙早出狱了，甚至当年的监管疏漏也不该由罪犯独自买单，但最高法的解释像一堵墙：已生效的判决不因新法改变。   于是，牛玉强成了一件被遗忘在法律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在2020年最终获释前，他依然顶着那个消失了二十多年的罪名，在石河子监狱守着那个从未改变的编号。   一个人的青春被两张退回的挂号信割裂，他自由了12年，却又要用12年去偿还那段自由。这种错位感，远比1983年那顶军帽本身，更让人感到脊背发凉。信息来源：人民法院报2011.1.15最后的“流氓”能否被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