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李玉琴到看守所探望溥仪，管理员考虑到两人14年没同房，破例让她留宿一晚，谁知同居一晚后，李玉琴便萌生了离婚的想法！ 李玉琴是溥仪的第4任妻子。 1943年，15岁的李玉琴被日军选进宫，成了溥仪的“福贵人”，但两人并没有任何感情基础。 李玉琴入宫前，甚至不知道要嫁给溥仪，只是被通知去宫里念书，进宫后，溥仪给李玉琴制定了很多规矩，比如要求李玉琴绝对服从、不能私自和家人联系、不能攒私房钱等等。    李玉琴亲手抄写了这些规矩，在佛前立誓焚烧，可这誓言没能换来所谓的“福气”，只换来了日复一日的压抑。 溥仪高兴时就让她唱歌、做体操取乐，不高兴了就用笤帚打她，打完还逼着她破涕为笑，这样的日子，哪里有半分夫妻情分，分明是华丽牢笼里的囚徒生活。   1945年日本投降，伪满洲国垮台，溥仪仓皇出逃，把李玉琴扔在了乱兵丛生的荒郊野岭，自顾自地跑去了苏联。 那一刻，李玉琴才看清这个“丈夫”的真面目——他心里从来没有过她，只有自己的安危。 接下来的十年，李玉琴的日子更是苦不堪言，先是在溥仪族兄溥修家里当牛做马，做饭洗衣样样都干，还常常挨饿，连手纸都得省着用，溥修动不动就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来禁锢她。 直到1953年回到长春娘家，新中国的阳光才照进她的生活，她参加扫盲班，学文化、学新思想，后来还被安排到长春市图书馆工作，第一次体会到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被人尊称为“同志”，而不是那个呼来喝去的“贵人”。   1955年夏天，李玉琴终于得到了探望溥仪的机会，此时的溥仪正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分别十年后重逢，李玉琴心里五味杂陈，她带着省吃俭用买的点心去看他，可溥仪见面后的第一反应，不是问她这些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反而还带着旧时的架子，抱怨她来得太少，暗示她要守“妇道”。 接下来的一年半里，李玉琴又去探望了四次，每次见面都让她心里的鸿沟更深一分。 溥仪关心的永远是自己的改造进度和前途，对她这些年的颠沛流离似乎毫无感触，甚至还曾对她说，在苏联时最怕回国杀头，这话像一根刺，扎得李玉琴心疼——她十年的等待和坚守，在他眼里竟然如此不值一提。   1956年12月，李玉琴第五次来到战犯管理所，这一次，管理员看着两人分别十四载，想着或许能让这段婚姻有转机，便破例允许她留宿一晚。 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一晚，成了压垮这段名存实亡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十四年来，李玉琴一直活在对婚姻的懵懂和对“妇道”的坚守里，可这一晚的相处，让她彻底看清了真相。 溥仪早已没有了当年的帝王派头，却依然带着深入骨髓的自私和封建思想，他习惯了被伺候，根本不懂什么是平等相待，什么是夫妻扶持。 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两人之间连最基本的夫妻情分都没有，这段长达十四年的婚姻，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无性无爱的骗局。 溥仪早年的宫廷生活早已摧毁了他作为男人的能力，这些年李玉琴守的不是丈夫，而是一个虚无的名分，一个腐朽制度的残影。   那一晚，李玉琴彻底失眠了。她想起了入宫后那些没有自由的日子，想起了被溥仪打骂却不能落泪的委屈，想起了被抛弃后颠沛流离的苦难，更想起了新中国成立后自己作为独立女性的新生活。 一边是新社会里人人平等、靠双手吃饭的尊严，一边是旧制度下毫无自我、任人摆布的枷锁，她突然明白，自己没必要再为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耗费青春。 溥仪对她或许有过些许改变，但那不是爱，只是改造期间的暂时收敛，他骨子里的封建思想和自私本性从未真正改变，他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年龄的差距，更是两个时代的鸿沟。 她已经是新社会的公民了，有工作、有尊严，为什么还要守着一个连基本尊重都给不了的“丈夫”？   所以，当第二天面对溥仪时，李玉琴坚定地提出了离婚。溥仪愣住了，他没想到自己在改造期间慢慢生出的“感情”，会被如此干脆地拒绝，他试图挽回，可李玉琴的态度没有丝毫动摇。她不是一时冲动，而是这十四年的苦难和那一晚的清醒，让她彻底认清了这段婚姻的本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没有爱、没有平等、没有尊严的悲剧。 1957年5月，两人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李玉琴终于挣脱了那个束缚她十几年的封建枷锁。   李玉琴的选择，是千千万万个在新时代觉醒的女性的缩影。她用十四年的青春看清了一个道理：婚姻里最珍贵的不是名分，而是尊重和平等；女人最大的福气，不是依附于谁，而是拥有独立的人格和追求幸福的勇气。 她后来嫁给了一位工程师，过上了平淡而幸福的生活，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成为了政协委员，用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贡献，这才是一个女性应有的人生。 而那段和溥仪的婚姻，终究只是历史的尘埃，见证了旧制度的灭亡和新时代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