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铜牌饰应是墓主生前佩戴在胸前使用、下葬时仍应缝缀在胸前衣物上（可能另有织物包裹），这一点02ⅤM3随葬的龙形器也能提供相关证据。按照发掘者的描述，这件大型器被放在墓主的肩部到髋骨部位，龙头朝西北，龙尾向东南，所以下葬时很可能是斜放在墓主右臂之上而呈拥揽状，铜铃则位于手的附近（28）。其实就整体而言，这件龙形器的中心仍应在墓主胸前，近似于“怀抱”，尤其铜铃就在龙身中部，彼此靠在一起，与铜牌饰和铜铃的位置关系相一致。发掘者许宏先生认为：“这件龙形器应是斜放于墓主人右臂之上，呈拥揽状，一件铜铃置于龙身上，原应放在墓主人的手边或系于腕上”。
三、镶嵌类绿松石制品的器用功能问题。
近年来，镶嵌类绿松石制品的器用功能问题是二里头研究的热点之一，学者们观点不一，并无定论。但镶嵌类绿松石制品与铜铃伴出即镶嵌类绿松石制品与铜铃同时使用且是祭祀用物，这点得到学者基本肯定。即镶嵌类绿松石制品与铜铃是祭祀神祖仪式上的礼器（或法器）。
四、镶嵌类绿松石制品与铜铃伴出其墓主身份问题。
镶嵌类绿松石制品与铜铃是祭祀神祖仪式上的礼器（或法器）。墓主其生前司职与祭祀神祖是密切相关的，换言之，他们应是专守祭祀神祖、沟通人神活动的祭司集团。根据墓圹规模、随葬品情况等，其中随葬有绿松石龙形器与铜铃的墓葬为最高等级且地点在宫殿区（或称为庙堂区），随葬镶嵌牌饰及铜铃的墓葬相对较小，墓葬地点在贵族墓葬区。由此判断，二里头遗址的祭祀集团也是分等级的。墓葬等级最高，随葬有绿松石龙形器、铜铃且地点在宫殿区（庙堂区）的应为大祭司，其他为副祭司，图二、三、四。
四、祭祀集团身份为世袭制。
杜金鹏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披露了一件镶嵌绿松石的无铜托木牌饰照片，注明为早年出自二里头遗址。经向他核实，得知这件牌饰出自一座墓中，墓的编号为95YL9M11（被一座汉墓打破），是经他清理出来的。 1995年在二里头第Ⅸ区发掘一片祭祀场所（C12）时发现一座墓主为小孩的墓葬，年代属二里头文化四期。在这片祭祀场所共发掘了两座小孩墓，分别头向东、西，随葬品有陶器、骨器、玉器和绿松石饰等，以及镶嵌绿松石的无铜托牌饰。这次发掘的详细资料迄今尚未发表，该儿童墓出土一枚无铜托的镶嵌绿松石木牌饰。杜金鹏先生披露的无铜托镶嵌牌饰，值得进一步探究其学术价值。图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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