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15日上午十点，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的窗帘刚刚拉开，阳光斜照在花纹地毯上。杨振宁扶着母亲罗孟华的手走进屋里，第一眼就看见邓颖超端坐在沙发前。她起身招呼：“旅途劳顿了，先坐。”一句朴素问候，却让杨振宁心里一紧——这次回国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周总理致哀。 寒暄过后，气氛依旧凝重。杨振宁拿出在纽约侨界追悼会上收集的签名簿，递过去时特意解释：“大家托我向您转达敬意。”邓颖超翻到那一页，指尖略微颤抖，旋即平静。片刻沉默，她的视线落到杨振宁身上，似在等待什么。杨振宁终忍不住问：“总理病情既然早已确诊，为何不让他休息？”室内忽然安静，只剩钟针滴答。 “谁也没有逼他，”邓颖超把声音放轻，“恩来同志自己选择继续工作。”话虽平缓，分量却重。她补充道，总理自1967年查出心脏缺血，到1973年确认肿瘤，始终坚持每日批阅文件。邓颖超轻轻摇头，“有人说他不要睡眠能活，那是夸张。他只是把睡眠压缩到极限。” 这一问一答，不过数十秒，却把杨振宁带回五年前的记忆。1971年7月15日凌晨，巴黎奥利机场，杨振宁拎着一只旧手提箱登上飞往上海的法航班机。那趟旅程风险不小，中美尚未建交，美方不出签证，他只得绕道法国。机身穿过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已经进入中国领空。”他望向云海，心跳像敲鼓。 抵沪第三天，他到华东医院探望父亲杨武之。病房外，父亲拉着他的手，连声说“回来就好”。正是父亲的紧急来信，才让国务院开绿灯。随后的行程安排紧凑：复旦、中科院、交大，甚至老同学邓稼先都抽空见面。7月28日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通明，周总理亲自接待。一坐下，总理便以并不流利的英语笑问：“纽约天气怎样？” 五个多小时谈话，议题从学生就业到中美乒乓球，他惊讶于总理的体力与记忆力。 然而，1973年冬的第二次会面透露出另一番景象。那天，总理衣领扣得很高，面色苍白却言语爽朗；他并未提自己的病，只关心教育改革。半年后，医学报告才确认膀胱癌。外界不知情，连杨振宁也被瞒住。正因如此，当日与邓颖超的对话才显得格外沉重——原来第三次访华时，那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已身处病痛折磨。 邓颖超慢慢翻起往事。1925年，她与周恩来在广州结婚，那张常被误认作赴法合影的照片，其实是东征前夕拍摄。她轻笑着纠正讹传，笑容一闪即逝，又被哀思覆盖。谈到周总理的作息，她抬手比划：“困倦了，他就擦脸、喝咖啡，再工作。”一位医护人员曾劝她劝总理少熬夜，她无奈答：“劝不动，他把工作当生命。” 杨振宁听得出神，忽忆起纽约某记者的形容——“世界上最能工作的总理”。他本以为那是夸赞，此刻才领悟到背后的代价。邓颖超见他神情黯然，轻声说：“他心里装着国家，一旦闲下来反而难受。”杨振宁点头，情绪复杂。周总理去世的噩耗传到美国时，纽约华侨社团的黑纱尚未褪色，他便立刻决定回国。此刻再听病中细节，更觉揪心。 短暂拜会结束，杨振宁随工作人员步出大厅，长廊里空气微凉。他抬头望见金色屋檐，与五年前初访时一样，却又完全不同。1971年那趟行程，他带回美国的是“真实的中国”；1976年，他带走的则是一个时代的背影。 回到北京饭店，杨振宁整晚未眠。次日，他与华国锋会谈，并提出设立中美青年学者互访项目。华国锋当即表示支持。六个月后，首批交换学生抵达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跨洋合作自此成型。有人问杨振宁为何如此执着推动交流，他只淡淡答：“这是周总理生前的愿望，也是科学的需要。” 时间继续向前。1980年代，杨振宁联合复旦、清华建立量子场论讨论班，又促成NSF对华合作基金。2003年定居清华园；2015年注销美国籍，恢复中国户口；201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外界议论他的人生选择，他很少回应，只在一次座谈中说了一句：“总理把毕生献给国家，我们后辈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专业里尽力。” 江苏厅的一次短暂会面，回答了那句“为什么不让他休息”。不强求、不假托，只有对使命的执着。周恩来如此，邓颖超如此，后来选择回国扎根的杨振宁，亦走在同一条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