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8日，距离一审宣判还有将近九个月，高承勇在白银区看守所的画纸上画下了三样东西：一座房子、一棵树、一个裸体的男人。
这是管教民警陈声波让他随便画的，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他接过笔，没有犹豫，也没有多余的动作，就这样画完了这幅后来被无数人反复审视的“房树人”心理测试画。
画面中的房子是一座类似庙宇的建筑，有紧闭的双扇门、小小的窗户、屋顶两端对称地翘起的飞檐，还有支撑墙壁的承重柱子。
那棵树是枯死的，没有一片叶子，枝干对称地伸向两侧，整棵树看起来纤细、漂浮在空中，仿佛没有扎根于泥土。
而那个人，面朝左侧身而立，没有穿衣服，躯干的轮廓清晰，臀部被刻意描绘出来，一只手似乎遮挡在生殖器的位置，鼻子尖而微微下垂，双腿被画纸的下边缘切断，整个人像是悬浮在地面之上。
这幅画的第一眼冲击力，是一种近乎彻底的枯寂与封闭。
枯死的树首先攫住目光——在心理投射测验中，树代表着一个人潜意识的自我，代表着成长历程中内化的生命能量。
高承勇的树没有叶子，没有果实，没有生机，枝干纤细得仿佛一阵风就能折断，却偏偏被画在了半空中。
这是一种情感上的枯竭，也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漂浮感。
他告诉审讯人员，自己“从小就心里不舒服”，说不上来恨谁，但总觉得“有人对不起我”。
这棵树就是这种感受的视觉化：它在很久以前就停止了生长，晒不到阳光，吸收不到养分，却一直以一种僵硬的对称维持着平衡的表象。那种对称是一种刻意的控制——他把树枝画得左右均衡，试图用秩序感来压制内心随时可能翻涌的混乱。
那座庙宇一样的房子，暴露了他对家庭的复杂态度。
房子占据了画纸的三分之二，这在房树人测验中意味着作画者将家庭置于潜意识中最重要的位置。
高承勇确实在意家庭——他在父亲瘫痪时守在床前端屎端尿，每天擦洗全身，半夜骑车到三十公里外的白银市去买药。
他在被抓后唯一一次流泪，是提到两个儿子的时候，他说“希望他们坚强”，他甚至提出要捐献器官，理由是“不想连累孩子”。
但这座房子同时也是一座庙宇——封闭的、隔绝的、不与人往来的。
庙宇是修行之地，也是遁世之所。
他把自己关在里面，把房门紧闭，把窗户缩成一个小小的方孔，只留下承重的柱子撑住摇摇欲坠的墙壁。
这种矛盾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孝顺、顾家、在意儿子的前途，但他也在妻子坐月子时无端消失，让她饿着肚子向邻居讨要馍馍；他对家庭高度关注，却选择了一种最残忍的方式摧毁了另一个个家庭，也最终摧毁了自己的家。
那个裸体的、侧身的人，是高承勇在这幅画中最诚实的部分。
他画的是自己——一个没有衣服遮蔽的人，一个把自己最私密的部分暴露出来的人。
在心理测验中，画裸体人像通常表达两种心理状态：一是对性的高度关注与内在冲突，二是感到自己的秘密被公之于众、无处躲藏。
这两点在髙承勇身上都成立。
他的性心理早在第一次作案时就已显现扭曲的端倪——1988年他杀害白某后，将对方的上衣推到胸口以上，下身赤裸，却没有实施强奸，而是带走了受害者的影集，晚上躲进被窝里看，看到半夜再烧掉。这是一种对性的间接满足，也是一种对亲密关系的替代性占有。
他后来在供述中承认，看到妻子怀孕生产的样子“觉得恶心”，需要出去“找点刺激”。但与此同时，他又在画中让那只手遮挡在生殖器的位置——一种羞耻感的本能反应。
他知道自己肮脏，知道自己见不得光，所以他把人画成侧身，试图保留最后一点神秘，却又不自觉地描绘出臀部的轮廓，暴露了内心深处无法抑制的欲望。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个人物的双腿被画纸的下边缘切断，脚没有落地。
这是一种缺乏稳定感和安全感的典型表现，也暗示着某种根基的缺失——他没有真正扎根于任何地方，无论是家庭、社会还是人际关系。
如果将这幅画与他的供述、他的人生经历、他在看守所中的言行叠加起来，一个更完整的人格图景开始浮现。
心理学专家在分析高承勇时，曾用“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和“性心理变态”来描述他。这类人格的核心特征，是情感的极度冷漠与道德感的缺失——他能在杀人后平静地回到家中吃饭睡觉，能在晚饭后给邻居讲述白银发生的杀人案，绘声绘色地描述作案细节，而听众们浑然不知故事的主人公就坐在他们面前。
他的情感系统像是被拆除了：他不做噩梦，不失眠，甚至“睡眠更好了”。
他唯一一次流露出类似悔恨的情绪，是在庭审中对受害人家属说了句“对不起”，然后三鞠躬。
但这句“对不起”是真的愧疚，还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表演，无人能知。
然而，这幅画与他的供述共同指向了一个更深层的真相：高承勇不是一个没有情感的人，而是一个把情感彻底压抑、扭曲、转向毁灭的人。
他在看守所中曾对管教说过一句话：“我的心理出了问题。有时候很善良，有时候很疯狂。”这句话的诚实程度令人不寒而栗——他确实在某些时刻是“善良”的，比如照顾瘫痪的父亲，比如对初恋女友的怀念，比如对两个儿子的牵挂。
但这些善良的片段，与他在1998年杀害一名八岁女童后，在受害者家中泡了一杯茶喝掉的疯狂，共存于同一个人格之中。
他的树之所以枯死，不是因为没有过生命的迹象，而是因为生命的力量被一种更强大的破坏欲吞噬了。
他曾在供述中用“报复”来解释自己的犯罪动机，但他报复的对象是谁？是高考落榜后对他关闭的城市？是飞行员的梦想破灭后留下的空洞？是与妻子不和谐的婚姻？是双胞胎哥哥溺亡后无法填补的缺失？还是他在青春期大腿被人用刀刺伤、民警却劝他“私了”时，对法律和正义产生的轻蔑与恨意？他没有说清楚，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这幅画最终给出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结论：高承勇的本质，是一个在情感枯竭后仍然保持着高度理性控制的人。
他的画里没有多余的线条，没有涂改，没有混乱——房子、树、人，三个元素被整整齐齐地安置在纸面上，对称、克制、封闭。
这种控制力与他作案时的行为模式完全一致：他会在杀人后清理现场，会从容地洗手、翻相册、泡茶喝，会在每次作案后回到家中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生活。
2002年之后他停止作案，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因为“害怕天眼”——他精确地计算了风险与收益，然后做出了理性的选择。
这种人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他们的疯狂，而在于他们能用理性为疯狂服务，能用表面的平静包裹内核的空洞与残暴。
在宣判前一天，管教问他怕不怕死，他说不怕，只希望早点执行死刑，因为“日子越长，给家人带来的压力就越大”。
他最后的心愿是吃一顿羊肉泡馍，再抽几根烟。
这些细节与他画中的那个人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呼应——一个赤裸的、羞耻的、悬浮在空中的男人，站在一座庙宇般的房子前面，守着一棵早已枯死的树。
他把自己画得那么诚实，却没有人能确定，这份诚实究竟是忏悔的开始，还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防御。
也许他自己也无法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