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北京团练大臣王懿荣患疟疾，吃药时发现“龙骨”这味药上有人工划痕，把大夫抓来审问，发现了一个天大秘密。
 
在清朝初期，许多剃头师傅迅速涌现，然而其中有一位名叫李成的师傅因技艺不精，经常误伤顾客的头皮。
 
一次，他听说家乡有一种神奇的止血药，能够有效治疗外伤。
 
李成带回了这种药方，按照指示配置药物，亲自试验，随着药物在周围人中产生了惊人的疗效，他的名声迅速传播开来。
 
李成意识到，出售这种药比做剃头生意更为赚钱，于是他转行专门销售这种止血药。
 
这种药价格低廉，成为了人们治疗刀伤的首选良药。
 
“刀尖药”之所以效果非凡，源于其中含有一种名为“龙骨”的药材。
 
龙骨并非传说中的“龙”骨，而是来自一些哺乳动物，如象、犀牛、牛等动物的骨骼化石。
 
这些化石通常用于内服，治疗一些如失眠、头晕、久泻等疾病。
 
直到清朝时期，河南安阳的一位村民在挖掘土壤时，发现了一块带有图案的龙骨。
 
因图案不明，村民便用刀刮去图案，结果不慎伤到手，而刮下的龙骨粉末却意外地起到了止血作用。
 
甲骨文的首次发现，可以追溯到1899年。
 
那一年，王懿荣这位当时的北京国子监祭酒，意外地从中药材中发现了带有奇异刻痕的骨骼。
 
龙骨通常作为中药材料出售。
 
然而，王懿荣发现这些“龙骨”上刻有的痕迹反而像是某种古老的文字。
 
种痕迹可能与已知的古文字不同，甚至比当时所研究的金石文字更为古老。
 
王懿荣迅速开始收购带有文字的甲骨，但他始终没有透露这些甲骨的具体来源地点。
 
实际上，这些甲骨并非通过药材流入市场，而是通过古董商的渠道进入了王懿荣的视野。
 
后来，研究者们追踪到甲骨的真正出土地点河南省安阳市的小屯村。
 
但很长一段时间内，甲骨的出土并没有系统化的发掘。
 
直到1928年，董作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指派下，正式开始了对甲骨文的勘查。
 
他收集了关于甲骨出土的线索。
 
在多方努力下，董作宾得出结论，认为甲骨的出土并未完成。
 
基董作宾向傅斯年提出了进一步开展甲骨发掘的建议。
 
1928年10月，董作宾率领考古队在小屯村北进行了一次初步的发掘。
 
队伍只发现了沙土，毫无成果，但董作宾决定进行大规模的挖掘。
 
很快，考古队便在四十个大坑中收获了五百多片带有文字的龟甲和近三百片牛骨。
 
李济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位具备现代田野考古学知识的学者，他提出，挖掘工作不应仅仅是随意开坑，而应该科学地分层剖析地层，依照文物的出土顺序进行地层划分。
 
在接下来的几次发掘中，考古队不仅发现了大量的有字甲骨，还发现了一些珍贵的考古资料，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大龟四版”。
 
通过对其上的文字进行分析，董作宾进一步确认了“贞人”这一商代专门负责占卜的群体的存在。
 
然而，在后期，尤其是战乱爆发后，由于河南省内的军事冲突，甚至在一些时期，考古人员只能暂时中断工作，等待局势恢复。
 
但即使在困境中，考古队依然坚持挖掘工作。
 
1936年，经过数年的准备，考古队在河南安阳的YH127坑展开了大规模的挖掘工作。
 
这一年的春天，考古队进行了第十三次挖掘，起初并未获得什么成果。
 
但就在第三天，他们意外地从坑壁东北角发现了第一片甲骨。
 
接着，甲骨层层显现，到了傍晚时分，竟然出土了760片甲骨。
 
考古队又发现了一个窖穴，其中藏有一万多片甲骨，完整的龟甲达三百多片，出土甲骨的总数超过了17000片。
 
如何安全又高效地对其进行清理，成了考古队面临的难题。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们决定将整个土柱连同甲骨一同搬迁。
 
考古队动用了三十位工人，将窖穴扩大。
 
接着，木匠制作了一个巨大的木箱，将土柱稳妥地装入其中。
 
考古队采取了巧妙的方式：借来铁轨，搭建滑道，并从殡仪馆调来抬棺的工人，终于将木箱稳妥地运上了地面。
 
考古队与铁路局交涉，借用了一节火车车厢，将这些珍贵的甲骨安全送到南京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南京，考古人员逐片剥离甲骨，拍照记录。
 
然而，日军的侵略使得这一工作急剧中断。
 
南京沦陷后，甲骨被仓促装箱，历经汉口、长沙等地，最终于两年后被送往昆明。
 
在昆明，考古人员重新开箱时，甲骨已有许多碎裂，许多图案模糊不清。
 
1973年和1991年，甲骨的再次出土，这些新出土的甲骨，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许多甲骨保存较为完整。
 
参考文献：[1]李娜,高昂,巩江,董磊,贾旭,郑辉,曹梦晔,赵婷,倪士峰.龙骨药材的鉴别及药学研究进展[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15):8922-89238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