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大郭小申
1996年9月16日10时，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的旷野中，警笛声声，威武凛凛的武警战士正将一名死刑犯押赴刑场。

两条腿，两条曾经横行乡里的腿，终于颤抖着跪在他践踏过的长满野草的黄土地上。

“砰！”正义的枪声中一股蓝烟极快地飘逝，在死刑犯应声扑倒的瞬间，凌厉的阳光也候地划过其背后亡命牌上醒目的字迹：枪决死刑犯何长利。

今年33岁的何长利，因在兄弟中排行老三，自称“何三爷”。

1987年，他凭几碗猩红的鸡血酒和一炷高香，和镇武装部长、司法所长等11人一个响头磕到地上，结成了所谓“义气相投、誓同生死”的把兄弟。

到1994年，其结拜团伙已发展到69人，其中年龄最大的50岁，最小的18岁，全镇七个基层党支部书记，除了一个暂缺，一个为女同志外，其余5人均参与了结拜；41名镇人大代表中的22人、10个企业领导中的7人也都成了何的结拜成员。

一时间，利民镇这个千年古镇的上空开始妖气重重。

1993年3月，利民镇人代会换届选举，何长利指挥他的结拜成员上蹿下跳，大肆活动，暗中操纵选举，结果竟使劣迹斑斑的何长利冠冕堂皇地当上了利民镇副镇长。

他还四处炫耀说：“我是人大选的，符合法律程序！”。

权力一旦和恶势力结合在一起，作恶者就会更加猖狂。窃取了副镇长职务后，何长利更无所顾忌地露出流氓无赖的嘴脸。

“书记、镇长算个鸟！”这是何长利在公共场合的“口头语”。

1993年4月，考虑到何长利已任副镇长，镇党委、政府经研究决定，让他让出其还在担任的利民镇造纸厂厂长的领导权。

何长利听后大光其火：“谁敢进我的纸厂，我就打断他的腿！”

结果，谁也不敢在纸厂任职。

1993年10月，何长利因为借派出所的汽车未果而恼羞成怒，派人推来一辆破吉普车，把镇政府和派出所的汽车通道堵了近两个小时。

1994年元旦，何长利因对镇政府撤换某厂厂长不满，遂纠集一帮人对新任厂长和技术员百般习难污辱，并扬言：“我的弟兄干不成，你们谁也别想干！”

后来，该厂在何长利同伙的把持下由兴至衰，最终连20间厂房也变卖了。

何长利及其帮凶还经常辱骂和袭击镇党委书记和镇长。1993年5月，一块门砖抉带着风声破窗而入，重重地落在镇党委书记的房间里。

以后，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镇党委书记在街上竟连遭两次“黑砖”的暗算。

镇党委书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无奈地说：“我晚上睡觉前必须先选好角度，看躺在哪儿挨不到黑砖。”

1993年秋的一天，何长利要用镇广播室，因一时找不到拿钥匙的人，便一脚将门踹坏。

次日上午，一位镇领导问及此事，何当众对他辱骂达半小时之久，还扬言以后谁敢再锁这个门，“非砸碎不可。”

还有一次，何长利及把兄弟魏延明，听说镇党委副书记杨正品处有揭发他们罪行的举报信，便约上几个同伙到杨家要求看信。

遭到拒绝后，他们破口大骂，当即把杨家砸得一片狼藉。魏延明还从家里拿来猎枪对着杨家大门连开数枪。

由于何长利一伙的肆无忌惮，利民镇党委、政府的党委会都无法正常召开，有时候只好躲到县城秘密召开。

何长利一伙对镇党委、政府及其领导尚敢公开对抗，对待利民镇的平民百姓就更是穷凶极恶了。

1993年10月的一天，利民镇五里堂村的吴桂英在门外的柏油路上晾晒玉米。

何长利的姐姐何秀兰和姐夫刘海龙赶着一头猪沿着柏油路走进了五里堂，故意让猪嚼食吴桂英晾晒的玉米。

吴桂英上前制止，何之姐夫霸道地说：“吃，就得吃！”

两人发生口角。村副支书陈钦上前评理，刘海龙夫妇即对陈大打出手，村支部书记陈东明将双方劝开。

刘海龙恶声恶气地说：“俺的猪拉屎拉到谁家，谁也不敢说个不字。”

他们随之向何长利报信，何立即纠集魏延明、葛群柱等30余人手持各种凶器开车赶来。

何长利高声叫喊：“我是何三，我是镇长，敢欺负到我头上，我非把他摆治成个样子不可。”

全村人忍气吞声，大气不敢出。何长利一伙将陈家大门砸坏，临走又发话：“何秀兰已被打伤住院。吴桂英和陈钦必须下午4点前赶到医院，不然，我要踏平五里堂！”

吴、陈二人慑于何一伙的淫威，东拼西借，带着礼品，如时赶到医院，晚上又被迫摆两桌酒席，宴请何的一伙打手。

数日后，何长利以其二姐被气成心脏病去商丘治病为由，令吴桂英、陈钦、陈东明3家拿出治病钱。

刘军等一伙先后十数次携带猎枪、斧头等，以扒房杀全家人相威胁，向吴、陈3家勒索现金16000余元，可怜村妇吴桂英，为筹措8000多元的巨额敲诈，几乎借遍了全村的每一户人家，求告了所有亲威朋友；家中没长成材的树创了，未长大的猪赶到了集上，刚从地里收回的粮食也卖了……

衣食不保，一家4口人抱头痛哭。

是乡亲的关怀救助，才使吴家渡过了难关；是乡亲们轮流守候，才使吴桂英几次寻短见不成。

1993年11月，某单位68岁的离休干部到利民镇政府因找何长利催要一笔拖欠的货款而发生口角，何长利凶性大发，一把将老人拽到司法所的一间房内，将其一脚端倒，致使老人口鼻流血。

别人斗胆相劝说：“他年纪大了，别给他一样。”

何一瞪眼：“他年纪大？我打年纪大的多啦！他还算年轻的！”

1993年12月28日，何长利的把兄弟李和平开着轿车去杨灿楼为该镇居民田爱鹏接新娘，该村村民王新中、袁存在上前摸了摸车，由此发生口角。

何长利、魏延明听说此事，伙同把兄弟余进军以及10多名打手赶来，在田爱鹏家对王、袁拳打脚踢，王新中挣扎逃跑，遭到了更加疯狂的追打，直至昏死过去。

何长利一伙仍余怒未消，要该村党支部书记陈金领下午带着王、袁二人向他们赔礼道歉。

由于王被打伤住院，陈领着王的父亲、袁的母亲等两次带着礼品前往，均遭拒绝。

何下了最后通牒：“晚上再不来，我们到杨灿楼一家一家地打，把你们庄踏平。”

当晚9时许，何长利、魏延明、余进军、李和平果真纠集了20多名打手，携带凶器，乘3辆车进杨灿楼......全村人吓得纷纷外逃。

狼有多恶射就有多凶，何长利的外甥刘军（后因拒捕被虞城警方击毙）在何的包庇纵容下，批捕在逃八年仍逍遥法外。

此人流氓成性，五毒俱全，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色狼。据群众反映，在利民镇，凡是有些姿色的女性几乎都受到他的骚扰或强奸。

他本人也曾无耻地宣称：“在利民镇，凡是我看上眼的，一个也跑不掉。”

魏延明在其众多的弟兄中表现犹为不俗。

魏延明在利民镇南街开了一个馍店，生意萧条。

当他看到西街村民孙英民的漠店生意兴隆后，由妒生恨，歹意顿起。

1994年元旦刚过，魏延明就纠集20多个把兄弟带着火枪、木棍连连到孙家打、砸，把孙英民打得嘴鼻出血，魏还抓住前来孙家批发漠的62岁的张仁旺威胁：“巴掌不打在你的脸上，你就不知道错在哪儿。”

张老头吓得从此再也不敢登孙家的门……孙英民夫妇被打成重伤后，魏延明还不肯罢休，直至孙某关了门店，并带着礼物给魏低三下四地“问安”。

由于何长利这帮恶势力的横行肆虐，利民镇一度人人自危。
初高中女学生晚上不敢单独出校门，学校的晚自习也被迫取消；利民镇的经济发展因此一落千丈。

1994年的春，新调整的虞城县委急利民镇群众之所急，从公安、监察等部门选派精兵强将进驻利民镇对何长利团伙立案侦查。

通过发动群众，秘密取证，工作三人员初步掌握了何长利一伙为非作歹、为害一方的犯罪事实。

同年3月28日零点，虞城县公安局扬眉挥剑，何长利、魏延明等11名主犯齐落法网。

1994年4月18日，虞城县公安局在利民镇召开公捕大会，冒雨而来的群众竟达两万人之众，会场上的掌声一阵高过一阵。

大会刚刚宣布结束，全场群众便欢呼雀跃，振聋发申的鞭炮声紧接着在利民镇四街响起。

五里堂的老百姓还自发兑钱请县剧团连唱了12天大戏，点的第一出戏就是包青天，其意不言而喻。

何长利一伙完蛋了，但此案却给我们以深深的思考。

其一、加入何长利团伙的很多是党员和领导干部，全镇七个基层党支部书记中的5个、10个企业领导中的7个都是何的拜把兄弟，帮派势力基本把持了一个地方的政权。

触目惊心的事实表明，流氓恶势力、封建宗族势力对我们一些地方基层政权的渗透和影响不容忽视，必须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巩固我们的基层政权，是当前一项十分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其二、劣迹斑斑的何长利，靠结拜利民镇少数人大代表，就能选上副镇长。

这件事以及近年来个别乡镇选举中发生的贿选事件提醒我们：如何加强、完善乡镇的选举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其三、村治在乡，村乱也在乡，何长利竟敢公开对抗乡镇党委政府，一方面说明其猖狂至极，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该乡镇党委、政府的极端软弱。

乡镇是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和国家最基层的政权机构，是农村基层组织的“龙头”和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重点抓好乡镇党委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才能把乡镇一级党委建设成为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重要的组织保证。

其四、何长利从当上副镇长到被捕，前后肆虐达7年之久；从被捕到执行枪决，又长达两年。人民群众最恐惧、最痛恨的就是流氓犯罪团伙肆虑一方而又得不到及时、严厉地打击。

只有用铁的手腕，多铲除一些根子深、作恶多的犯罪团伙，“严打”才真正有力，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才能真正增强。